也許很少人知道，法醫學有時也會和「生者」打交道。對兒童進行「虐待鑑定」就是代表之一。
受到虐待的兒童會在兒童救助保護中心裡，被兒童福利督導員保護。送到醫院後，我們會確認他們身體上的傷痕以及骨折情況。什麼時候受的傷、是否出血等，我們替這些還不會說話的小孩或沉默寡言的青春期兒童發聲，訴說他們身心承受的痛苦。
其實我負責診斷的受虐兒童人數不多。儘管如此，我碰過皮膚各處有菸頭燙傷痕跡的孩子，還有背部被刀多處砍傷的孩子。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身材瘦小，大概是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所致。
我再次感受到，不管是面對死者還是生者，我們的工作就是直面「生命」。
現代社會，對於和自身沒有直接關係的生命，我們習慣保持距離。過去的日本，鄰居之間關係密切，鄰居去世和自己切身相關，整個地區都為亡者弔唁也不足為奇。那時的人們和他人的「生」與「死」更為貼近。
近來，日本人很多都在醫院迎來終老。在醫院裡可以接受先進的醫學治療，但另一方面，也隔絕了與世間的聯繫。因此，我們能切身感受到他人生老病死的機會非常有限。
也許這樣說不太恰當，但人在面臨死亡時，某種意義上是「汙穢」的。臥床不起就無法洗澡，會有痰，也會大小便失禁。「走向死亡」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於如此「不願面對的現實」，現代人會不自覺地保持過度的距離。某種潔癖引發了一種現象：對社會無用之人，或接觸後會有損自身利益的人，會被大家排斥。現今所產生的不正是這樣的狀況嗎？於是，弱勢群體在社會中更加孤立，愈發感到無助。
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得以從「死」看世間。對我來說，「生」不是理所當然的。倒不如說，每日所面對的解剖台上的眾人才是我的日常。
除了自殺，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死法。誰都不想被風吹來的傘尖戳中頭部而死，但誰也無法憑一己之力避免死亡。
再怎麼認真本分生活的人，都有可能罹癌，也有可能被陌生男子刺死。從「無法選擇」這個角度來講，死亡也許確實是對眾人平等的。
我的生死觀很簡單。至少，我不想去寺廟祈求無病無災，也不想寫遺書，我想在對死亡還沒有強烈意識之前終結生命。換句話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我都只想盡情活著。並不是對「生」有多少執念，我只是覺得努力活在當下更重要。
有「死」才有「生」
近年，日本呼吸器官學會在肺炎治療中，開始嘗試徵求患者本人或家屬的意見。一旦到了臥床不起的地步，唾液就會殘留在氣管中，導致肺炎反覆發作，患者本人也非常痛苦。如果透過治療也難以恢復，醫生會按照當事人的意願，決定是否佩戴呼吸機維持生命。
醫生容易把「患者的死」看成是「自己的失敗」，所以總是想嘗試各種可能的治療方法。但是最近開始出現爭論：這樣做，徵求患者本人的意願了嗎？真的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嗎？
我曾在電視節目上，看過基督教醫院的醫生對待臨終患者的態度。那家醫院遵循基督教義，守護患者，為其禱告，和患者安然共度最後時光。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覺得面對無法抵抗的「死」，本來就應該這樣，不是嗎？
不過，一個人的「死」不僅僅是本人的事情，也和家人有關。
我一般很少直接和死者家屬接觸。尤其司法解剖涉及調查相關的資訊，所以很難和家屬見面。但是，若許可解剖後仍不知死因，我們法醫有時會直接向家屬說明情況。
警方告知家屬「為了查明死因，請允許進行遺體解剖」，以此獲得了他們的許可，但是解剖後，驗屍報告上卻只能填上「死因不明」，家屬當然難以接受。就算死因難以斷定，透過解剖也能確定一些資訊。比如，頭部沒有出血、不是異物堵住喉嚨而導致的窒息死亡等，有時就算只是告知這些能排除的可能性，也會成為家屬的救贖。
特別是嬰兒或小孩死亡時，有的父母會感到自責，害怕是因為自己不夠小心。其實很多情況是即使父母守護在身邊也無法避免的。
很多父母會問，是不是當時有做一些緊急處理就好了？是不是及時趕到醫院就能得救？死的時候痛苦嗎？……這時候告訴他們：「不是你們的錯。你們的孩子是突然死亡的，所以死時應該並不痛苦。」「氣管內沒有牛奶。不是餵奶方式而導致的窒息死。」這樣多少能減輕他們心中的負擔吧。
有些「死亡」是透過解剖也無法知道真相
解剖完成後，我直接和死者母親說明了情況。由於未能查明死因，她只是一邊哭一邊重複著「為什麼」。有時便是這樣無奈，透過解剖也無法知道真相。我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對她說：「如果之後有什麼疑問，請聯繫我。」並把我的聯繫方式給了她。
那之後大約有三年的時間，只要她在報紙上看到類似的嬰兒死亡案例，就會寫信詢問我：「我的孩子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死因？」孩子死因不明，永遠是她心中無法跨越的坎。
有「死」才有「生」。
從今而後在解剖台前面對遺體時，我依然會繼續思考生與死的意義。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出版《不平等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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