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良善」 過勞霸凌藉口

近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一名員工，疑因遭受分署長謝宜容的職場霸凌而輕生。該部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謝宜容的管理方式過於嚴厲，但「目的良善」，並將員工的離世原因歸咎於工作量過大等因素。

鑒於當前輿論主要聚焦於政府機關官官相護等表象問題，筆者擬分析悲劇的更深層原因。勞動部的自我辯護內容主要有二：一是「目的良善」；二是公務員過勞問題。本文由此出發將之一一拆解，以展現悲劇深層的社會根源：東亞社會的權威結構—一種由科層官僚制與儒家階序結構交織而成的體制。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並非意在美化西方體制。西方的科層官僚制同樣賦予了制度性權威，也就是上司的絕對正當性。根據我在歐美國家的工作經驗，他們也確實存在上司當面怒斥的情況。但他們不會宣稱這是「為你好」或「為了全體」，也不會要求員工將身心全部奉獻給工作。

東亞社會之所以容易發生類似的悲劇，根源在於儒教階序結構將制度性權威轉化為人身性權威，同時將受雇者納入整體人身支配結構的一部分。在這種體制下，從行為上來說，上司往往以家長式的「特別權力關係」取代科層式的工作任務關係，從而可以隨意對下屬施以「立意良善」的指導。而從心理角度來說，它所形成的「一體化」思維使得下屬不再被視為獨立的個人，而是組織中的一個工具或部件，情感上的自主性被忽視。

因此，「立意良善」的隱含要求是受害者需要以「同理心」體諒加害者的「善意」，因為個人只是「小我」，而加害者代表的「大我」才是正當的、為了「大我」所施的行為才是合理的。這種結構從小處看否定了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從大處看則形成了極權體制的心理基礎。

理解了這一點，勞動部以公務員待遇為藉口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公僕」的比喻固然能夠成立，但「僕」指的是他們應在規定工作時間內履行的職責，而非他們的身分。公務員與政府乃至「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勞務契約關係。在法定工時之外，除非涉及時效性緊迫的業務（但勞動部是否存在這種業務則值得探討），都不應要求員工無償或無條件加班。

然而，在上述「一體化」的體制中，國家、單位、上司與職員之間形成了人身性的關係，模糊了應有的界限，最終導致惡劣的勞動條件，與更多個體生命因而消逝的風險。或許有人會說：「業務未完成會影響民眾利益，所以加班是應該的。」從整體角度來看，這反映了政府不願投入預算補充人力，或是組織文化低效的問題。但從個體角度而言，抱持這種心態的人，實際上也是在重覆人身支配結構的話語。

當然，政府和組織應該承擔起責任，通過增加人力資源、提升工作效率等方式，減輕員工的負擔，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但更深層次地說，我們需要全面重新審視東亞社會的權威結構，建立起對個體存在的尊重—不只是工作條件與生活界限的權益，更是對其人性、人情—無論「奉公」或「自私」—的尊重與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