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枚毛主席像章

在我收藏的舊物中，有兩枚毛主席像章，對我有著特別的意義。它們承載著特殊年代的記憶，也珍藏著我童年一段難以忘懷的經歷。

一九六〇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處於最激烈時期。那年冬夜，父母到單位參加學習班，在哥哥照顧下，我已經上床睡覺。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幾位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人員把我帶到宿舍附近派出所二樓的一間小房間，指責我寫了「反動標語」。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呆了，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母親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後，立即趕到派出所卻被擋在門外。那一刻，我不停地流淚，嚇得不知所措。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宣傳把毛澤東奉為「最偉大的天才」，要求人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因此，寫「反標」在當時屬於十分嚴重的政治問題。父親一個同事的孩子讀中學時，只因與同座同學發生糾紛，在對方的課本上寫下「打倒毛主席」幾個字，竟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一生從此改變。這類事情，在當時並不罕見。

然而，對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來說，大人的威嚇是有效的，誘導也是成功的。當他們承諾「只要承認錯誤就可以回家」時，我便承認了所有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責。

當晚，我被帶到所謂的「事發現場」，在手電筒燈光下，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所說的「犯錯事實」。原來，在父母單位辦公大樓前的一排大字報欄裡，不知誰用紅油漆在三處寫有「毛主席」的地方畫了叉。這時，我忽然想起，白天曾和幾個宿舍裡的小朋友在附近的磚堆旁玩捉迷藏，在大人反覆引導下，我「確認」了那就是自己所為，但我並沒有被立即送回家，而是又被帶到父母單位的辦公樓內留宿。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當年究竟是誰陷害了我，背後又是出於什麼目的。從那以後，我成了學校裡一個特殊的學生，全校「敢寫反標」的似乎只有我一個。這種身分幾乎沒有人明說，但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我漸漸沉默寡言，也常覺得同學們在背後議論著我什麼。童年的歡笑彷彿被抽走了，日子變得安靜而壓抑。

為了配合父母單位對我的「教育」，學校也開始對我特別「關照」。每天放學後，我都要到學校頂樓的一間小屋裡寫檢查、做交代材料，他們反覆追問幕後指使是誰，但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被接受，最後只能不斷地否認。

那時高樓還不多，從學校頂樓望出去，可以看到遠處的武漢長江大橋。夜幕降臨時，大橋上的燈光一盞一盞亮起，像一條靜靜延伸的光帶，成了我少有的安慰。

後來，我與另一名「教育對象」被安排住進父母單位辦公大樓三樓的一間小房間，接受調查和詢問。我們同病相憐，短暫建立起微弱的依靠。有時，他會把吃剩的飯分給我一些，但上面認為這樣「不合適」，甚至認為其中存在所謂「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於是將我們分開，我再次回到一個人的狀態。

透過窗戶，看著院子裡自由玩耍的孩子，我心中滿是羨慕：如果能回到他們中間，該有多好。

那段時間，我能依靠的只有家人。每次相聚，父母都會了解事情的經過，得知我是被迫認錯，便幫助我緩解情緒、減輕壓力。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已是他們能給予我的全部溫暖。

不久後，經父母單位安排，我被送往武漢郊外的北湖「勞教所」集中學習。那年冬天，大雪紛飛，我與一些成年人甚至一些刑事犯一起生活。父母和哥哥仍然輪流給我送飯，在那裡，家人的關懷成了我唯一可以抓住的東西。

不知過了多少天，這段「學習」終於結束，父母和哥哥騎三輪車前來接我，我坐在寒冷的車上，白雪覆蓋著道路，那一刻，心裡某種緊繃的東西開始慢慢鬆開，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終於可以回家了。

過了幾個月，事情逐漸平息。一天，父母為我買了一件新襯衣和一條西裝短褲，又帶著我和哥哥來到宿舍附近的先鋒照相館，在我們兄弟胸前分別佩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並拍下一張合影（見圖）。在那個年代，新衣服往往只有過年才會添置，這樣的安排不同尋常，但當時的我並沒有在意。

多年以後，當我再次翻開舊相簿，那張佩戴像章的照片讓我陷入沉思。我愈來愈想知道，當年父母為什麼要這樣做，遺憾的是，兩位老人早已離世，再也無法得到回答。

如今，那兩枚毛主席像章依然保存著，每當看到它們，我想到的不只是那個時代，也不僅僅是那張照片，而是父母無聲的守護，以及一個家庭共同走過的那段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