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之間跨界平台」，延伸了一整側牆面的書櫃，擺滿原住民族文學的作品及相關的文獻史料，錯落擺置的「我是山地人」、「山海」字畫及木雕藝術品，具體說明了這個空間被賦予的期待和意義。文學需要被認識的空間，一個可以被閱讀、被談論的實體空間；心靈與思考也需要存放的空間，這麼多年來，多少原住民作家以文學為器，裝載成冊，造就了這面厚實的原住民族文學書牆，也成為堅不可摧的存在。

今年恰巧是孫大川在1993年創辦的「山海文化」屆滿三十週年，攜手聯經出版公司推出一系列的《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從詩歌、散文、報導文學、小說再到文論，全套十二本，厚重的書冊一字排開，氣勢驚人。距離上一次在2003年編選的《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已有二十個年頭，即便讀書市場漸趨緊縮萎靡，但藉由這套選本回顧過去三十年的光陰，並做一個階段性的統整和梳理，仍然是孫大川心心念念堅持完成的重要工作。

作為「原住民文學」理論基礎最重要的創建者，孫大川回憶起這一切的開端，提及自己在三十六歲時從比利時返國，放棄了一些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及繼續攻讀學位的想法，決意投入「搭建原住民文學舞台」的志業，讓原住民能夠介入台灣的書寫。當時的本土化運動是一個讓「原住民」被看見的契機，2000年左右，台灣文學系所紛紛成立，更讓他強烈的感覺到「台灣文學」已經有一定的社會跟歷史基礎能成為一個學術學門，在此背景下，原住民文學必須成為台灣文學論述中不可或缺的要角，也有機會藉由系所課程被大力推動。因應教學現場的需要是一個考量，另一方面，「選集」也讓社會大眾能夠以更簡便的方式認識原住民文學，這是2003年選集誕生的幾個理由。

「我在編2003年那套書時，是把它當作文學資料來看，因為我們原住民從來沒有自己創造的文獻。」時隔二十個年頭，相較於2003年才正要探出頭，冒發新芽的狀態，現在的原住民文學已有了堅實壯闊的寫作梯隊，橫跨了不同世代，也觸及更多新的面向和議題。孫大川提到，這次的文選有如此強健的基礎，是來自於文學獎的積累。從1995年山海文化第一次舉辦「山海文學獎」開始，即便經費籌措不易，但仍陸陸續續辦設獎項，希望藉由文學獎的平台鼓勵族人創作和交流，直至2009年孫大川擔任原民會主委後，原住民文學獎才成為常態性的年度活動，至今已維持了十四屆之久。每年蓄積的創作份量十足，不少新世代的原住民作家，都是透過文學獎磨練筆頭，逐步找到自己的寫作路徑。

「現在原住民文學的面向，已經不太像我們以前在2003年初的時候，一直要跟自己的過去對話，充填失落的內我，失落的內在的文化元素。現在的寫作比較可以跟當代議題連結在一起，也有一些更自由的，不被文化失落的焦慮所困擾的面向在發展。我認為這個不只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成果，也是台灣文學，或者是台灣文化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現在台灣文學裡面，大概已經不再有任何力量，可以剝奪掉原住民文學這個存在。」孫大川觀察到這三十年原住民文學的變化，性別、城市和科幻，或是一些文化存續的焦慮，這些議題的寬度和廣度，是相當大的特色，也因此，這一次選文的準則除了希望全面的搜集過去的遺珠之憾，呈現出一些文學史的階序之外，也更側重議題面和文學性。

「這個三十年讓我們去重新去審視，原住民介入書寫的狀況。之後原住民文學的走向，以及原住民文學的文學語言，怎麼樣來挑戰台灣的漢語文學，變成是下一代文學創作者很重要的挑戰，我們要產生我們自己的文學語彙，好好的去干擾、介入整個華語世界。」提起「未來」，孫大川笑呵呵的說自己要退休「就交給年輕人了啊！」語調中充滿對下一個世代的樂觀期盼，但回憶起90年代「原住民文學」這個名詞的誕生，其實是一個充滿哀傷的起頭。〈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是黎明〉這篇寫於1994年的文章，已是現今原住民文學最重要的立論基礎，當時的「黃昏」意象，來自於族群文化走向死亡的沉痛擔憂，時隔三十年，夕陽是更趨黯淡？抑或讓人感受到黎明的希望？

「當時講黃昏本來就有兩面的意思，一個是在1990年當時的環境，原住民從人口，或者是語言的各個方面，的確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想提醒同胞趕快注意，把自己的文化整理出來，所以很用一個比較強烈的詞彙。面對那種很嚴重的『內我』失去了，然後整個部落文化瓦解的情況之下，用黃昏這個比較文學一點的象徵去描寫，已經是一個很客氣的說法了。」孫大川回顧這個族群黃昏的意象，特地強調這一點也不浪漫，而是非常強烈的用詞，並且對內、對外，都有一些心理跟歷史經驗的基礎在。這個「黃昏」論述的另一個對象，是台灣社會大多數的漢人群體。在本土化論述當中，不論從社會、政治、文化戰線，原住民的符號都會被不斷的使用，但本土化真正的核心和底色，是原住民，而不是漢人。「原住民的復振，或者是一些現況的改變，不能夠單一由原住民族來承擔，大社會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力量。台灣的史學界和文學界，一直在套用殖民／後殖民，一直在逃避作為一個移墾族群，對於這個地方的責任。我提出這個黃昏的論述，也是要提醒漢人對原住民族的責任。」

孫大川坦言，他生在還有機會看到傳統部落最後一道餘暉的世代，見證了文化的劇烈改變，之於自己而言，這三十年的路是走在夕陽西下的黃昏，但之於新世代來說，卻不見得必然如此，而是有更多的詮釋空間。「他們不應該聽我們的話，應該把我們這三十年的努力當成養分，創造他們自己。如果一個文化給我們的下一代變成是一種捆綁，這個文化不要都可以啊，我覺得文化是讓我們的孩子更具有創造力，然後更有一些養分去面對他新的時代。文化存在的價值不是就是這個嗎？不是你要符合我們這一代的人，或是某一個文化的規範。」

傳承與族群認同的議題總是太過沉重，但孫大川一如往常以平穩的語氣，鬆脫、撫平了新世代的文化焦慮，也同時敞開了「認同」的定義。「我現在把它叫做根源性的認同」，孫大川解釋，原住民認同的最大意義，並不是去複製狹隘的民族論，而是在找到自己民族主體性、文化主體性之餘，同時邀請每一個人去認識自己根源性的認同。

「原住民的存在是提醒人類，宇宙這麼大，我們根本不能決定大自然的什麼，我們只是滄海一粟，怎麼樣去保持我們跟自然之間的對話跟和諧的關係？這是千古以來人類的問題，只是原住民一直還保留了那種人跟自然可以比較和諧、直接來往的一種生活方式，這其實不是某一個族群特有的，是人類都有的一種元素。這些是二十一世紀人類要面對的問題，生物多樣性也好，環境的議題也好，這應該是原住民文化可以帶給大家最深的召喚，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原有的，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可是從我們城市化開始，過度把那個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當作是一回事，就忘了這些根源性的東西。」這些殷殷提醒，既是對自己的族人說，也是在對所有有機會閱讀原住民文學的讀者們說。原住民文學存在的意義，並不在於特定族群與身分的知識、傳承或認同，而是帶給全人類的反省和啟發。

剛歡慶七十歲生日的孫大川，講起這個文學選集之後的計畫，有些許的神采奕奕，卻也有更多任重道遠的沉鬱。除了台灣樂舞的紀錄、各部落祭儀文學的註釋、原住民族的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山海文化三十年來留藏的資料需要系統性的整理之外，原住民文學的校園推廣亦是目前教育現場最迫切的需要；而國際間的文學交流、台東在地的國際藝文之家等等，也都在待辦清單之列。這些洋洋灑灑的工作項目，既有對傳統的留存，也有將原住民文學帶出舒適圈的披荊斬棘。原住民文學舞台搭建的工程，也會在孫大川的帶領下，繼續延續好多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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