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翎君教授身為長期關懷19世紀中葉以降中、美關係的資深歷史學者，代表著有《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等學術著作。然而《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卻是一本面向大眾的書，「我希望把近代中國放在一個全球史的脈絡來談。」吳教授延續著對中、美關係的關懷，嘗試將讀者從晚清的歷史時空，推到最新的學術前沿；轉由世界觀點，為我們重說近代史的故事。

歷史的延續：清末的中、美友好關係

台灣現今與美國的密切關係，有其淵源。1893年以前，美國和大清對歐洲國家來說，皆為中等、邊陲國家，因而中美關係一直很特別。吳教授說：「你可以看到，美國人對中國在許多方面非常友好。如果我們想理解冷戰以後的台美和中美關係，必須了解中美之間交往的歷史文化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長遠的友誼做為彼此信任的基礎，後面不會這樣發展。我們歷史學家就是在處理這樣的脈絡。」

拋開過往一路受列強欺壓的歷史圖景，轉向國際交流的眼光；我們會看到怎樣的晚清史？吳翎君教授說：「我很喜歡把國家當作一個生命的有機體。它有喜怒哀樂，也會被某些情勢所帶動。」一個巨大而逐漸衰老的帝國，彷彿一個積極迎向現代的堅韌老者，他有著古老經驗和傳統累積的智慧；在對內與對外事務的治理中，決策與不決策之間，既有遮蔽、也有洞見。如吳教授所言：「近代中國最大的特性，便是國家治理的內與外已無法切割，並深深影響它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思想等全方位進程。」因此，如何把近代中國放在國際交往的全球史圖像，它的書寫框架便是一大挑戰。

《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全書八章，由「中國進入近代世界秩序的特殊性」、「國家治理的內與外」，以及「跨國技術和知識在中國的全球聯結」三個面向交織而成。「尤其工業革命之後，它所帶來人的移動、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技術的緊密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全球連結的張力；這是過去帝制王朝不曾出現的。晚期帝國怎麼面對這樣的變局？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吳教授提到，書中尤其關注「洋顧問」在中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由大清聘任。她舉了「蒲安臣使團」為例：「這是清末初次派遣使團出國，但團長竟然是個美國人！」清政府聘請剛卸任美國駐北京公使的蒲安臣，顯示它對美國有一定的信任。

「在書中，我較著墨晚清帝國與世界的交往，美國只是其中之一，但絕對重要。在《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我琢磨一個更大的全球圖像，因此寫作策略有中、外之間的對照。」吳教授在書中描述太平天國戰爭晚期，美國爆發南北戰爭；美國總統格蘭特卸下職務後，到中國拜訪李鴻章，雙方皆自詡為平定叛亂的將軍，然而，美國經多年後反省，已將這場戰爭定調為「內戰」。吳教授認為，太平天國的性質更接近於「內戰」；相應於美國對歷史的反思，我們對歷史的定調，也能從不同角度逐步修正。

在侵略與殖民之外：重估帝國戰爭的性質與中外經濟網絡

事實上，晚清時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戰爭，不論就持續時間、動員兵力、交戰地點規模都不大；不是焦土性的侵略戰爭，也沒有造成像20世紀日本對中國侵略所造成的大量無辜人民傷亡。反觀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內戰，清王朝對政權的保衛戰、太平軍的攻城掠地，彼此殘殺激烈；造成數以百萬士兵和人民死傷，所帶來大規模的破壞性傷害，遠比帝國戰爭更劇烈。

吳翎君教授希望通過講述這段歷史，將台灣和歐美學界近來較新的歷史研究觀點，介紹給讀者。以「戰爭」為例，談起晚清以來的中國史，似乎會浮出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斷戰爭的火光印象。過往數十年從「半殖民地」概念談晚清史的說法，如今也有修正。「我想強調，晚清帝國的統治性質不僅不是被殖民，也不是半殖民。它有很大的主動權跟積極性，很多決策都操之在己。它展現的是一種對內與對外的『治理』。」拿掉國族中心的框架，我們能發現歷史更複雜的樣貌。吳教授提到：「必須說，國族或民族的概念無所不在，即使現在談台灣、兩岸關係，都感覺到國族主義深深影響了我們對事情的見解。但對於一百多年前的事，我們從不同國家當時的材料，了解他們的行為動機，就可以多方面以較冷靜的態度來看待中外關係。」

談起近代史無法繞過的「鴉片戰爭」，過往研究多將大清視為朝貢貿易體制，視英國為懷抱帝國主義氣燄，打破封閉體制的強權。然而吳教授説：「鴉片戰爭，我定義為大清跟大英，各自榮耀偉大帝國的抉擇；當時中英兩方的主戰派和愛國主義者皆情緒高昂，從而升高了戰爭危機。」中國與外國的接觸，不必然導致戰爭；這個局勢，其實是帝國雙方最終的決策而導致了鴉片戰爭的不可避免。過往有些教科書從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或剝削等層面詮釋這些中外戰爭；然而，本書第七章則聚焦在企業和經貿活動，強調晚清帝國門戶開之後的中西共生貿易關係。

「從廣州一口貿易，乃至於鴉片戰爭之後，帝國口岸逐漸開放；中國被吸進一個全球市場。中國的茶葉、絲、瓷器進入世界貿易體系；而來自世界的稀有商品、技術跟機械，運到中國。早在廣州貿易體制裡，中國也產生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美國鐵路企業關係密切的世界首富（伍秉鑑）！」換言之，這是一種全球互動的動態關係。其他像是美國獨立運動的導引線「波士頓茶黨事件（1773年）」，來自英國的北美殖民者抗議英國政府《茶稅法》所銷毀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就來自中國。吳翎君教授特別提到，她去愛爾蘭旅行，偶然發現都柏林（Dublin）聖派屈克教堂內，有悼念鴉片戰爭中死傷的愛爾蘭皇家步兵團官兵紀念碑；也在距波士頓不遠的一座公墓公園找到了曾擔任中國使節的美國人蒲安臣之墓；還有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倫敦近郊的墓地和李鴻章在紐約格蘭特總統墓園所立的植樹紀念碑。吳教授說歷史學者常被笑稱是「古墓學派」，她對這些紀念文物所聯結的人群移動與近代中國的命運特別有感覺，這些旅途留影都放在書中，見證中西雙方千絲萬縷的歷史記憶，顯示近代中國跟世界的緊密關係。

面向世界的眼光：自強運動與中西共生的流動關係

「自強運動的改革，現在看來，非常不容易。」吳教授說，這是工業革命後，中國首度由政府主動聘請歐美技術專家和顧問來到中國，協助清帝國進行全方位的改革。當時有許多「洋顧問」甚至具有工程背景，曾在自己國家受聘於海軍等要職，他們以技術專業被清政府用高薪延攬，甚至遠赴西北協助基礎建設。如1879年左宗棠聘請德國工程師米海厘（Herrmann Michaelis）到文殊山挖金礦；雖然沒挖到金礦，卻發現甘肅玉門的油礦。「你想想看，在嘉峪關那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荒漠地方！卻有專業的外籍工程師，領清朝廷的薪水在探勘。這跟以前的歐洲旅行家或探險的地質學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是來工作的。」吳教授強調，以當時有限的交通工具和技術而言，這是極為艱鉅的挑戰。

而此時的傳教士也和明清耶穌會士大不相同，活動範圍更深更廣。他們在學堂擔任教師、從事西學與外交翻譯，或投入醫療工作。由於天津條約開放傳教士赴內地傳教，因此人數大增，教會系統普遍投入醫療救助傳播福音，同時也設立起教會學校。十九世紀末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也出現洋人的新職業群體，例如工程師、律師、會計師，和專業醫生（非傳教士兼任）等等。這些來華的西方人士，不見得都是歐美帝國擴張的代理人，卻在「中國參與世界」中，扮演了文化、技術、轉介和傳播知識等重要角色。吳教授提到：「十九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全球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在全球各地遊走，甚至以高薪聘任的情況已頗為普遍。晚清總共有130餘位德國軍人在中國不同的軍事機關充任教官或顧問，這數字不包含兵器工廠等地聘雇的技術人員。」

尤其19世紀下半葉一批德國軍人，相較於在本國服役，他們在中國可以拿到高四倍的薪資，這就增加了人才引流的誘因。吳教授說：「清朝政府的治理，如果不是有一個很好的眼光，它看不到這一塊。我不斷強調這樣一種技術專家的全球流動。」在實務推動上，積極延攬洋人參與、購買西方機械，使中國成為工業革命後進國家的受益者；這的確是開明派知識份子的遠見，也反映出大清帝國積極面對世界潮流的一面。

全方位改變的近代中國：新異事物與城市生活

邁向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歷程，當然不只工業技術；包含今日使人熱血沸騰的奧運競賽，也在清末引進。到了1928年，武漢基督教青年幹事宋如海去阿姆斯特丹觀摩賽事，回國後他把「Olympia」譯成「我能比啊」，顯見中國人欲與外國人一較高下的心態。從1904年，皇子溥倫親率代表團參加聖路易斯世博會；到1910年上海實業家張謇等紳商籌辦首次以官方名義主辦的國際性博覽「南洋勸業會」，陳列來自歐美、日本、東南亞展品，其中無論是觀看、被觀看，或者競賽的經驗，都呈顯中國進入世界的嘗試。尤其匯聚異國事物的上海租界，更充滿各種現代城市特有的空間與多樣的娛樂文化。上海報刊《點石齋畫報》能看到當時人們的生活有公園、舞廳，與俱樂部（又稱總會）；部內設有酒吧、彈子房、閱覽室、棋牌、客房等娛樂休閒空間。

1880年代以後，上海已出現可供跳舞的公共場所，顯示「舞會」這種西式的娛樂和交際方式也隨著中國迎向世界的步伐中，逐漸融入地方生活圈；包含陸續出現照相、電影、熱氣球等摩登活動，從而改變人們的生活。全書在壓卷的第八章加入常民生活視角，讓我們得以看見這個帝國在邁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歷程裡，一般人們是如何隨著現代社會的文化潮流中，與時俱進改變日常生活。

書中提及「internalization（中國化）」和「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這兩個詞彙，強調內部與外部之間的辯證關係。「每個國家或民族都有找尋自我座標的歷程，我定義的『中國化』，是指中國在西方衝擊下的自我更新和蛻變內化，並為國際化所準備的一個過程和狀態；而這一過程時在演進之中，迄今仍未有終點。」吳翎君教授回顧這段遭逢時代巨變的大清帝國命運，留下這樣的結論：「不論自主或被迫加入近代國際大家庭，帝制中國的主體性和執行仍是一種自我抉擇；而在跨國聯結的衝擊下，對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帶來全方位的演繹歷程。」

「過去我們覺得近代史很沉重，但它其實是由各式各樣的人穿插起來的；我希望在這本書裡面，能看見那些穿梭在國際舞台的人。」吳翎君教授在書裡儘可能將中國大舞台所出現的人物和事件，還原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和理由， 以新樣貌呈現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這段歷史經驗，讓現代讀者理解，近代中國與世界在各方面都相互流通，也彼此影響，它對中國本身與全球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都是極其重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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