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至1992年間，蘇歐的極權主義制度崩潰。這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界關於制度的研究，使得制度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次授予這個領域的學者，以示對這一領域工作的承認。但是，絕大多數流行的關於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除了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工作之外，既不涉及極權主義制度，也不關注這些轉型國家從極權主義制度演變而來的威權主義制度。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得人們缺少對中國、蘇俄，及其他前共產黨國家制度的基本認識，更使人們難以預測和應對這些國家出現的政治逆轉。從學術和政策的角度看，這似乎與經濟學家在預測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尷尬處境有些相似。但是，極權主義超級大國在全球帶來的全面後果，從直接的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到對其他國家的制度影響，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金融危機。因此，本書探討的命題不限於中國和俄國，以及經歷過極權主義制度統治的國家，而是對於普遍制度演變的探討。
 
為了深入分析制度演變方面的重大問題，本書提出並發展了稱為「制度基因」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作為方法論，此分析概念是在制度設計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本書主要篇幅將在這個理論框架內，討論為什麼中國和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立憲革命不僅失敗，而且產生出與立憲原則背道而馳的極權主義制度；並從制度基因出發，解釋這些國家百年來發生的，以及即將長期影響這些國家甚至全球政治經濟的重大制度變化。
 
本書第二章將系統地討論制度基因這個概念及其他相關基本方法論的問題。我盡一切努力使得本書絕大多數章節相對自成體系。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理論等學術研究感興趣的讀者，我期待這個新的普遍性理論框架（或分析框架）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解釋為什麼制度的演變路徑會受到已有制度的制約；解釋制度中的關鍵機制是如何在長期歷史的演變中被創造和被再創造，並且影響制度的其他方面，從而幫我們打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的黑盒子。但是，對於方法論沒有興趣的讀者，如果跳過這章，雖然在邏輯的嚴謹性方面有所損失，但應該不影響對其他各章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