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文明的中心，外人前來納貢以示恭敬，這一典範既歷史悠久又根深蒂固。實際上，這一概念近來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中有所復蘇，他們以此來解釋中國當下在東南亞及其他地方施加更大影響力的願望，並將此事合理化。然而，對於清朝而言，這只是一個強大的理想，而非對於現實世界的展現，至少在清朝皇帝眼中是如此。清朝由十七世紀征服中國的滿洲武士所建，他們為了管理帝國所建立的制度中包含了諸多本族傳承的元素，這些與漢族的典型傳統有大不同之處。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處理與外國關係的決策仍是皇帝和近臣的特權，他們也多為滿人。我們越是了解他們制定政策的細節，就越會發現他們的決定也受到當下現實政治的左右。朝鮮一直被視為標準的朝貢國，清朝與朝鮮的關係變化便是一個例證，作為國家收入來源的貢品的價值同樣也是一例。
 
我們一直以來都清楚中國同歐洲以及後來同美洲接觸的重要性：十六世紀以來耶穌會士在華傳教以及十八世紀貿易的大擴張。馬戛爾尼使華之後的數年，是這些對外接觸的重大轉捩點。喪失美洲殖民地後幾近崩塌的大英帝國重心東移，在鞏固了對印度的控制後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英國人在心理上免不了要證明印度殖民統治的正當性，這急劇改變了他們對歐洲之外族群的觀念，也深刻影響了他們如何看待中國和中國人。同一時期，歐洲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也為法國大革命所改變。數百年來，歐洲的外交都是由王子和皇帝們所議定，他們的社會地位都有正式的層級，而到了十九世紀初，基於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這一現代理念開始生根發芽。
 
這一時期的中國同樣面臨著轉折，乾隆駕崩後顯現出來的財政危機，在整個十九世紀裡支配了政策制定的過程。由於要同法國開戰，英國已習慣於發行國債這一新手法，也使其能夠造出威脅華南海岸的巨型戰艦，而清政府為維持日常運轉已顯得左支右絀，根本無力再在軍事上進行巨額投入。這場危機驅使清朝官員制定了限制對外接觸的政策，這又深深影響了李自標和斯當東的人生。竊以為，這些政策屬於更大範圍內中國人看待世界方式的重塑，官員們重振了典型思維的元素，其中便有朝貢體制的儀式，這也是他們面對英國海軍威脅的政治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