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認同的追尋
 
一家四口在盆地邊緣搬遷過好幾次，我在台北生活成長。中學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漢人（而且是身為一個完全不會意識到原／漢差別的漢人），父親是屏東內埔客家人，起初以為母親是閩南人，閩南語、炷香、祖先牌位、觀音、紙錢……，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
 
十二歲的時候改從母姓，我有了官方的原住民身分１。那時候，「原住民」三個字對我來說好虛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沒有概念的三個字。那個時候，同學友人會問我：你會不會說族語？不會。會不會打獵？不會。會不會喝小米酒？不會。甚至會問說會不會騎山豬？這些無謂的山林想像，顯得有點荒謬。我的腦海是一片空白，原初的社會已經離我多遙遠了，遠到我已經想像不出來，甚至已經沒有記憶，不僅僅失去身體的能力，也已失去言語的能力。我也不可能再回到經歷過幾個世代、政權更替的那個過去了。
 
高中的時候，偶然讀到了莫那能的詩〈恢復我們的姓名〉２，他不斷地問：
 
我們還剩下什麼？
是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在我身上一點「原味」都沒有，經過時代與強權的沖刷，與漢人沒有差異，被同化的命運，我的祖先他們是如何選擇生活的方式，到現在的我們連一點文化的影子都沒有，就像一個漢人一樣，從語言、文化到行為都一模一樣。當我在批評國家福利殖民的思維的同時，我也還得感謝國家的福利政策，使我的父母有一個契機，想讓我擁有官方原住民族的身分，如此我也才有機會喚醒我的族群意識。若我從來未曾經歷過升學優待制度帶來的標籤與質疑、族群認同的矛盾，我大概如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毫無感知的生活。
 
十九歲的時候，我來到台灣大學這個地方，自由學習的殿堂。學長姐照著新生名單，打了電話給我，告知有原聲帶社這個社團，邀請我參與活動。會參與的原因，講慷慨激昂一點就是，血液裡隱隱約約的召喚；或者可以很現實地說，有那麼一絲絲覺得來了原住民的社團，那些社會福利跟加分好像會正當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