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

前言
序 言
補 註
第一部分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
第二部分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


 

序言

　　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這本日記只涵蓋了他人生中一段極短的時間，分別從一九一四年九月初至一九一五年八月初，和一九一七年十月末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中旬，合計約十九個月。這本日記由馬林諾夫斯基用波蘭語寫就，本屬私人文件，並從未計劃過公開出版。那麼它的重要性在於何處？馬林諾夫斯基是一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是現代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個試圖將自己關於人性和人類社會的觀點與身處其中的世界的諸多問題聯繫起來思考的思想家。這本日記正是他的職業生涯最重要時期的參照。這段時期，在對經驗調查進行理論學習後，他開始在紐幾內亞展開田野調查。日記的第一部分包括他在邁魯的早期調查；第二部分則包括了他在初步蘭群島最後一年的情況。不幸的是，這兩部分之間有兩年的空缺。如今，我們意識到，縱使一個科學家的性格對他選擇怎樣的問題及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未必有直接的影響，也肯定在更多細微之處影響了他的工作。雖然日記的時間跨度非常短暫，也沒有在專業層面上提供大量的細節，但這本日記確實生動地反映了馬林諾夫斯基思考問題和人的方式——或者，它至少反映了當他只為自己一個人寫作的時候表述自己的方式。

　　馬林諾夫斯基去紐幾內亞是由於他同英國人類學的關係。而到底是什麼讓他遠離了自己的祖國波蘭而到英國，現在原因已不得而知。儘管他經常對英格蘭和英國紳士有著不太善意的評論，但他似乎一直對英國的理性傳統及英國的生活方式保有最基本的尊重，並且有可能早在職業生涯的初期階段，他就已經被這兩者所吸引（我們注意到他在日記中對馬基維利［Machiavelli）有這樣一段具有啟示意義的描述 ：「他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很像：一個英國人，卻有著完整的歐洲式心智以及歐洲式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告訴我們，早在克拉考（Cracow）亞捷隆大學的時候，因為健康狀況，他被要求暫時放棄物理和化學領域的研究，但被允許進行一項自己熱愛的「副業研究」，也因此，他開始閱讀弗雷澤英文原版的《金枝》——當時僅有三卷。馬林諾夫斯基在1908年獲得了物理學和數學博士學位，在萊比錫進修兩年後，他來到倫敦，投在塞里格曼和愛德華·韋斯特馬克門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開始系統地學習人類學。與此同時，他建立起與劍橋的哈頓（A. C. Haddon）和里弗斯（W. H. R. Rivers）之間的長期聯繫，這些人在他的日記裡都有所提及。他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一項文獻研究：《澳洲土著家庭》，此書於一九一三年在倫敦出版。他的另一本波蘭語著作《原始宗教與社會結構的形式》（Primitive Religion and Forms of Social Structure）在一九一四年早期完成，於一九一五年在波蘭出版發行。馬林諾夫斯基深受塞里格曼和哈頓的影響，塞里格曼曾試圖幫他申請赴蘇丹調研的資助，這次申請失敗後，他就一直在為西太平洋的田野調查做準備。當時，申請一項人類學田野調查資助的難度遠甚於今日。馬林諾夫斯基是靠著自己的獎學金，還有一筆來自實業家羅伯特·蒙德（Robert Mond）的資助才完成調查，而獲得這項資助也主要靠塞里格曼的活動。一九一四年，馬林諾夫斯基作為馬瑞特（R. R. Marett）的助理，參加了英國協會在墨爾本舉辦的會議，馬瑞特當時是英國協會H部分即人類學部分的記錄員，這讓馬林諾夫斯基毫無阻礙地到達了澳洲。馬林諾夫斯基當時面臨的情況是缺少田野材料，而二戰的爆發使得這一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因為嚴格地說，他是奧地利公民。但是，通過朋友的幫助，他得以繼續在紐幾內亞進行研究，在這個問題上澳洲當局表現得非常開明，澳洲國土管理部門（Home and Territories Departme
nt of the Commonwealth）還慷慨出資增補他的調研經費。在莫爾斯比港（Port Moresby）做短暫停留後，馬林諾夫斯基在紐幾內亞南部的邁魯待了將近六個月。其間，一次對東南沿海的初步蘭群島的短暫探訪激起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極大興趣，之後他又兩次返回這裡進行考察，時間分別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

　　馬林諾夫斯基對社會人類學的突出貢獻之一，是他發展出的——相較於這個領域中之前那種通用的方式而言——一套更為細緻和成熟的田野調查方法。日記中對自己民族誌材料的大量引用亦顯示出他的勤勉。到達紐幾內亞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一個報導人，第三天就開始著手搜集關於社會結構的田野材料。短短兩周後，他就注意到自己調查方法上的兩個致命缺陷：他對當地人的觀察還不夠充分，以及不會當地語言。這兩方面的缺憾他都盡力彌補，這種努力也貫穿在他日後的全部工作中。這本日記的民族誌資料由他所訪談或觀察主題的相關方面構成——禁忌、葬禮、石斧、巫術、舞蹈等，卻不包括他對田野或理論問題的思考過程。但是，一條容易讓人忽略的記錄表明這不過是表面現象：「我詢問了土地劃分的問題。如果能夠找到舊的土地分配系統，並將今天的土地分配方式作為一種調適的結果來研究，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結果。」這是他對社會變遷問題感興趣的較早表現，此後社會變遷成為了他著作中的一個主題。而真正在第一本日記中表露無遺的，是馬林諾夫斯基對盡早寫出前期材料以便出版的急切願望，事實上，他關於《邁魯的土著》（The Natives of Mailu）的報告早在一九一五年中期之前就已經完成。我們有理由認為，正是在寫作這些材料的過程中（「事實上，當我整理筆記時」），馬林諾夫斯基逐漸體會到許多田野調查方法要點的意義，之後他將這些觀點加以組合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論述。他對初步蘭的描述更為鮮活：為搭建帳篷選址；和老熟人碰面，包括酋長To’uluwa、還有那個「經常給我送雞蛋，穿著女士睡衣」的男人；制定對村落和人口普查的計劃；收集關於baloma和milamila，以及gimwali和sagali的材料。對於那些一直關注他研究的人而言，日記中與「庫拉」——這樣有著經濟、政治和儀式意涵的以代表社會等級的貝殼為基礎的複雜交換系統——相關的內容更是具有魅力。

　　專業的人類學者在閱讀這本日記時尤其容易忽略一些細節，即馬林諾夫斯基如何提出田野問題，為何在一些特定時期選擇了某個研究題目而非其他，或者全新的例證是否導致他重新建構理論假設。而日記裡有一些蛛絲馬跡：例如他提到讀里弗斯的作品將他的注意力引向「里弗斯式的問題」上（這很可能是關於親屬關係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這種方法論問題也不是這本記錄他每天思緒的日記想要處理的。更為有趣的是馬林諾夫斯基不時的關於理論思考的靈光突閃，例如他關於語言的論述，認為語言無論在手段還是客觀造物的意義上都是社會的思想系統，或者關於歷史的論述，認為它是「遵循某一理論的對事實的觀察記錄」。這些想法體現出他對這些當時較新穎問題的關注，而這些問題後來都成為了學術界普遍話語的一部分。如果說這些日記並非關於田野調查方法或人類學理論的問題，那它至少真切地傳達出一個人類學家身處異邦的感受。在那裡，他必須同時是記錄者和分析者，也正因如此，他不能完全認同當地人的習俗和觀念，也不能任意崇拜或厭惡他們。那種憋悶的感覺，那種哪怕能回到自己的文化環境中稍息片刻的無法擺脫的強烈衝動，以及對自己所做工作之正當性的沮喪和懷疑，想逃進小說的虛幻世界或白日夢中的願望，將自己拽回到田野觀察這項任務的道德壓力等等——許多敏銳的田野工作者都或多或少經歷過這些感受，但他們從未將它們像這本日記這樣表述出來。誠然，有一些情緒被馬林諾夫斯基表達出來時，比其他人類學家感受到的——或至少陳述的——要更為激烈。大多數田野工作者在某些時刻都會對他們的調查感到厭煩，而且意識到自己即使對田野中最親密的朋友都產生了沮喪和惱怒的情緒。不過，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的人是極少數，即便對他們自己。而像馬林諾夫斯基一樣容易情緒激動地盡情詛咒自己的研究對象的人就更少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記所揭示出的人類學家與其活人材料之間關係的陰暗面不應該誤導我們。馬林諾夫斯基也常常用同樣猛烈的語言評論其他族群和人，包括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必須以這種情感迸發的方式來釋放他的憤怒，而不壓抑自己的情感或不管住自己舌頭的做法，對他而言幾乎是一種美德。同樣的，這些揭示也不能掩蓋馬林諾夫斯基對與初步蘭人之間友情的珍惜，這在日記中亦有所提及。還有，也幾乎沒有人類學家敢於像馬林諾夫斯基這樣自在地描述他們的情感欲望和感受，即便只是寫給自己看；也不會放下姿態——更不用說忘情地做一些看似粗俗的事情，例如用華格納（Wagner）交響樂的曲調和著「見鬼去吧」的歌詞，以趕走會飛的女巫（flying witches）！

　　作為一個民族誌學者，在一定程度上，馬林諾夫斯基和當時紐幾內亞由政府官員、傳教士和商人組成的白人社會較為疏離。結果反而——儘管只是一筆帶過——是我們從他那裡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有時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某些人物的側面，而這些人物通常只能從更為正式的文學作品中才能瞭解。他對如今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的簡略勾畫讓我覺得很恰當，比如對地方長官及政府官員金字塔最頂端的人物休伯特·默里爵士（Sir Hubert Murray）的描寫，但是他對另一些點頭之交，比如幫助他的傳教士薩維爾（Saville）的描寫則可能有失公允。馬林諾夫斯基所擁有的獲得有意義經歷的本領非同一般，不但讓他接觸到了白人社會較官方的那一部分，還讓他認識了初步蘭群島上的珍珠收購商販們，特別是後來與他一起在巴黎待過的拉斐爾·布魯多（Raffael Brudo）。雖然他對半世紀前紐幾內亞的情況著墨不多，但這些評論卻是非常有用的社會學佐證。不過，馬林諾夫斯基的日記更應該作為一種人類檔案來評估，而非科學上的貢獻。

　　普通意義上的日記可以是按時間順序對每天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很多人也是這樣寫，或者盡量這樣寫，以此將日記作為一種他們對往事的回憶錄，或者作為一種辯解的依據以證明他們並未虛度光陰。這種日記發展出的形式，比如一些將軍、大使或其他公眾人物的回憶錄，或許能提供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如何得以發生的或有趣或關鍵的證據。如果涉及有爭議的問題，或者與醜聞相關，那這種揭露名人言行的記錄對大眾而言會更具吸引力。然而，要心懷誠意地書寫另一種日記則比較困難，即透過評論每天的事件來展現自身性格，而且這些事件至少要同時關乎內心和外部世界。那種關於歷史的偉大日記，它們要麼對公共事件有所闡釋，要麼凸顯了那些名人不為人知的側面，後者對於研究人性的學生而言或許具有普遍意義。它們的意義在於性情和環境的互動，在於寫作它們的男人或女人怎樣在智識上、情感上和道德上掙扎著表達自身、保持自我以及面對社會的挑戰、誘惑及種種阿諛逢迎，從而開闢出一條道路。這種日記若要具有意義和影響，文字技巧可能不如表達的力度來得重要，樸實恐怕亦沒有浮華來得有效，懦弱和堅強也要同等呈現，另外某種毫無掩飾的坦誠也非常重要。一旦它得以面向大眾讀者出版，作者必然會同時招致批評與讚賞；所以公正地來講，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應該被理解。

　　在這些標準下，雖然單純地從民族誌的意義上來講，馬林諾夫斯基的這本日記只能被算作人類學史的一個註腳，但它無疑展現了這位對社會科學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魅力十足又耐人尋味的複雜個性。因此在閱讀本日記時，讀者必須牢記它的初衷。我認為，很明顯，與其說這本日記是為了記錄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研究過程和意圖，記下在田野研究中每日發生的事件，毋寧說是對他私人生活、情感世界和思想軌跡的詳細描繪。在日記最開始的部分，馬林諾夫斯基似乎將這種及時按順序記錄自己的思想和感覺的做法當作一種管理人生和更深入地認識其意義的方式。而在後面的部分，他則將日記作為一種手段和參照；將它作為引導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工具。另外一個需要將這本日記作為規誡加以強調的理由，顯然是他在日記裡寫到的與一名女子——即他後來的妻子——之間的愛情。關於日記中描寫的E. R. M.的人品，後來認識她的人都可以確證，而在字裡行間折射出的，還有馬林諾夫斯基對她誠摯而深刻的愛意，和為了避免讓他所珍視的這種純潔的情感紐帶受到玷污所做的不懈努力。這份感情對於馬林諾夫斯基的意義——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我們所知的二人的日後生活中——被優美地表達在了這樣的語句中：對他而言，她擁有「無盡的寶藏來饋贈，還有著滌蕩罪孽的神奇力量（treasures to give and the miraculous power to absolve sins）」。他似乎對她無話不講；而日記在後面部分的坦誠，也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功於二人的關係。真誠地面對她和自己是馬林諾夫斯基的首要目標。不過，他並未從始至終地履行這點，也正是那段與另一個女人間藕斷絲連的情感糾葛，導致了他無盡的自省與自責。

　　日記中對一些景致的描述，其鮮活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顯示了馬林諾夫斯基富有洞察力的眼中紐幾內亞景色的妖嬈及他對海洋和航海的熱愛。瞭解他性格的這些側面非常有趣。但是，他內心最私密的感覺到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該被暴露，必然一直都是個問題。無論答案如何，我們可以確認的是，這本日記是一個動人的、富含人性的文獻，其作者一直期望完全地認識自己，摒棄對自身性格的錯誤幻想。日記中的一些章節展現了他的真實情感，在另一些章節中他又對這種情感進行嘲諷。有的章節則表現了他的慮病症，和不斷透過運動和藥物調節來尋求健康的過程。還有一些個別的章節，即使在今天讀來，也可能會冒犯或震撼到很多讀者，而且一些讀者可能還會對文中偶爾出現的粗魯甚至墮落的內容感到驚愕。我對此的建議是：任何想要對此日記中一些章節進行諷刺挖苦的人，首先應該以同樣的坦白對待自己的思想和寫作，之後再來評判。馬林諾夫斯基的性格是複雜的，在這本日記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欽佩的品性可能會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現的次數多，但這也正是他的意圖所在，因為他在日記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點，而非美德。無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否願意去效仿他的坦誠，我們至少應該承認他的勇氣。

雷蒙德·弗斯
一九六六年三月，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