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推薦序
序
前言

第一篇  普世價值
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
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
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4 新寰宇人
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

第二篇  地理知識
6 地理理性
7 時空與世界
8 地方、區域、領域
9 環境的性質

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
註釋
參考書目
索引
 

推薦序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約翰．藍儂唱道"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麥可．傑克遜唱道"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歷史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唱著「千古江山如詩如畫，
　　還我一個太平天下」
　　《共產黨宣言》寫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
　　湯瑪士．佛里曼在印度班加洛市的高爾夫球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

　　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持續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進行他獨特而深刻的解殖計畫，在這本火花四射般地動員了高度人文社會知識碰撞、極具思想啟發性與時代意義的鉅著中，他的手術刀，切入一個更核心、更根本的底蘊：自由寰宇主義的普世價值論——一套內育於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康德的寰宇主義、盧梭的意志理性論、洛克的私有財產及權利的法律政治學組裝。哈維詰問，當國際霸權經常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修辭，來正當化各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破壞行徑時，我們如何應對「普遍權利」與各種替代性的普世化計畫？除了自由寰宇主義的版本外，其他寰宇主義之希望空間的開拓又如何可能呢？

　　伴隨著對全球化的反思，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一如周禮中的世界大同這般淵遠流長的社會思想——的各種倡議與政治社會實踐，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的迴響與論辯，這個複雜議題的復甦，我認為對台灣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哈維這部堪稱博大精深的作品，來得正是時候，無疑是對當代寰宇主義最佳的知識基礎。

　　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曼的書名《世界是平的》，新自由主義一向擅於動員啟蒙神話，打造著烏托邦的平坦世界，哈維直接面對其背後的自由寰宇主義基礎，進行刨根式地深刻解構。他引用了後殖民與後結構主義元素加以批判，但未滑入若干「後學」的懷疑主義陷阱，他更認真地與多位看似同道、實則有別的重要批判思想家，如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貝克（Ulrich Beck）、黑爾德（David Held）、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傅柯（Michel Focault）等人，系統地展開真刀真槍的交鋒，理論對話堪稱經典，令人大呼過癮。哈維最後透過根基同樣深厚的歷史地理唯物論，堅持「從支持或反對啟蒙的知識勒索中解放出來」，批判地重構了社會—生態、時間—空間以及地方領域的辯證理論，並據之鋪陳他「地理理性的謀略」，以為重建真正自由的、解放的寰宇主義社會制度鋪路。

　　這是一部我相當激賞的作品，喜歡文學的哈維，他充滿地理學想像的文字，除了社會科學的精準嚴謹外，總是帶著一股藝術氣質。打開這本書，彷彿就展開了一段奧德賽史詩般的時空征程，在寰宇世界的崎嶇地表上，匍匐前進，之後你又不自主地會想爬回到自身所處的情境性（situatedness），這進出之間，不管多麼嚴苛，靈感、領悟與力量不斷湧現。

　　舉幾個跟台灣切身相關的情境，比如說跨界流動中公民權與國境的爭議，我們要如何面對移民與移工？是以康德式良善的臨時「款待權」原則？只有那些「表現成熟」的人，才會被國家賦予永久的居留權？國族主義本身，可說就是一種版本的寰宇主義，如康德的「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建議，唯一行得通的寰宇政府形式，是以獨立的國族國家組成的邦聯為基礎。這或許是個好主意，或許是爛主意，不過哈維至少同意康德的一個基本前提，任何寰宇主義的普世性計畫，不管是基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宗教、環境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需要作為界定「可能性條件」的地理學與人類學基礎，而不只是神學、宇宙論這種純粹形而上的思辨或觀念論。哈維獨到之處，在於剖析這個寰宇主義構想背後，康德自認為具有「科學基礎」、實則大有問題的人類學與地理學觀念——國族國家是以共同血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至於那些「不合格公民」乃至於「麻煩元素」，主權國家總是有權將之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

　　國族主義與寰宇主義大有相互滲透的可能，然而國族國家的僵固與連貫性也不斷遭受挑戰。以「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寰宇主義框架，作為處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與法律問題的各種倡議，正不斷將知性、秩序和課責，建構到諸如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這類具體的寰宇政治（cosmopolitics）場域。又如我們念茲在茲的「聯合國」——某種形式的寰宇政府，十餘年來高調提倡企業社會責任（CSR）與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視其為調控資本主義的全球治理，被跨國企業菁英奉為圭臬——是另一個標榜普世價值的寰宇主義版本。在聯合國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下，「國際勞動標準」（global labor standard）被視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一系列用來衡量勞動標準被遵循與否的企業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指標，及其監督、稽核的操作執行，被系統性建立（如工時、童工、環境安全、性別歧視等），弔詭的是，核心的勞動標準「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集體協商權、罷工權），在這樣的市場化體系中，只是幾百項量化指標之一，因而富士康的勞動條件改善率，被蘋果委託的「公平勞動協會」（FLA）評定為達到99%。

　　像CSR這種全球治理的寰宇主義版本，其背後的普遍權利觀點，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私有產權的權利論述，這是合宜的權利觀點？哈維不留情面地批判了貝克的寰宇人權以及黑爾德的寰宇民主體制，認為它們過於貼近新自由主義而令人不安，對洛克式資產階級民主不抱希望，哈維在書中轉而尋求另類的出路——將社會運動的多樣思想與實踐，納入普遍權利的求索。例如楊恩（Iris Marion Young）對照著她所謂的普遍壓迫的五種面貌，來定義普遍權利，這五種面貌包括：勞動剝削；因身分認同而遭到邊緣化；缺乏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資源；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內在於家庭和社會的暴力。很明顯地，經由各種集體行動與社會團結，來解除這些壓迫的權利，已超出新自由主義組裝的規範，然而這些才是合乎正義的普遍權利。

　　普遍權利主張湧現的另一個脈絡，是面對資本主義的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ession），各地人民所採取的社會自體防禦（social self-protection）。哈維細細解讀，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對於勞動剩餘價值的主要剝削方式，當代的奪取式積累，是零散而分殊的過程——山也BOT、海也BOT、這片要徵收、那區要都更，還有各式各樣的民營化、自由化、私有化、血汗勞動、關廠外移、環境剝削、原住民文化危機、生態破壞、金融泡沫等等；為了抵抗這一切壓迫的地理具體性和特殊性，社運團體與NGO運用了人權、尊嚴、生態權與環境權等普遍權利修辭，以作為統一的對抗政治基礎。例如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在台灣的司法改革中，被導入並策略性地運用，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障，被引為土地正義運動之法律正當性來源。然而面對寰宇主義的缺陷，當然有理由質疑普遍權利的拜物教傾向，以及其背後混沌不清的人類學、地理學與生態學知識假設；像是「我是人，我反核」這句口號，在社會運動與知識圈內，就曾引發不小的爭論，這種曖昧的類存在（species being），是什麼樣的人呢？本真人？自然人？無差別的人？然而哈維提醒著我們，必須十分警覺於新自由主義化與普遍性、倫理原則及人權等訴求之間，所塑造出來的關鍵連結，如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配，需要實施某一套普遍權利，那麼對這套支配系統的抵抗，也需要爭取不同的權利鬥爭與社會團結，建構另一套普遍權利概念，並務實地將其原則納入法律。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地理學者，他對當代各種擁保地方原真性（authenticity）——環繞著海德格的現象學哲學，要求「地方充盈」（placefulness）必須優先於自由寰宇主義的「平坦地球」，訴諸於「在地性」（localness）作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逃逸路線，如數家珍；然而對於像艾斯科巴過於浪漫化的地方主義取向，哈維也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他選擇了一條不容易但在我看來頗為實在的路徑，關懷著如何將「戰鬥性地方主義」（militant particularism）辯證而有機地連結上「全球團結胸懷」（global ambition），開創「地理理性的謀略」，而避免流入內閉保守的地方法西斯排外主義。

　　我想，哈維是認真地看待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他來說，這絕非神話，於是，他接過並轉化了寰宇主義者努斯鮑姆的問題意識：需要怎樣的人類學與地理學知識，作為進步性寰宇主義之可能性情境？ 對於人文地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會驚艷於，哈維以獨到的歷史地理唯物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環節方法」，批判地重構環境、時空性、地方/區域等概念，開展精采的新寰宇主義解放地理，為真實世界的空間實踐鋪路。如同他一貫主張的實踐主義地理學方法，他在文末所表達的對於當紅左翼理論家如哈洛威（John Holloway）、巴迪烏（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Žižek）等人的不滿意，即在於他們的貧弱地理向度關懷，忽略了空間做為關鍵字的重要性，以至於限制了政治實踐的理論動能。

　　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哈維粉絲，我個人跟哈維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除了一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跟他在印度孟買開會，並於會後到農村去做關於徵地抗爭的田野訪查；另一次是他來台灣訪問，去參訪抗爭中的樂生療養院，我們曾以研討會論文的形式，就樂生保留運動的國際串聯（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NGO、跨國法律訴訟等等）如何與社區組織及運動論述結合的經驗，跟哈維交流。他的論述極富創造力，犀利而務實，政治關懷與敏銳度，始終如一。多年來我受哈維思想的啟迪，高度推崇他的成就，也為他平易近人的人格特質所吸引，他的著作始終是我愛用的教材，在王志弘等人以及群學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哈維近來的著作，得以透過靠譜且閱讀性極高的中文版本，持續與台灣讀者見面。個人除了高度推薦這部作品之外，也深切期待哈維其他作品的出版，共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