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体验是一根能够揭示意识和大脑最本质真相的“探针”，为探寻那些生命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带来一丝光芒。

撰文 | 蕾切尔·努维尔（Rachel Nuwer） 

翻译 | 金烨

几十年来，弗朗索瓦·德达斯基（François d'Adesky）从未向任何人讲述过自己的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这名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退休外交官兼公务员经历濒死体验时只有13岁，当时他因为急性阑尾炎被送进了医院。德达斯基生动地回忆起当时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手术台上，然后他穿过了一条隧道，在那里遇到了奇异的生灵，他们全身散发着光辉与神性。“你的死期还没到”，其中一位长者这么告诉他，德达斯基直觉地认为“他”就是上帝，后者说：“你在地球上的使命还没开始。”

接下来，德达斯基感到自己“迅速穿越时空，回到世界诞生之初”（本人语）。最终，他抵达了一个花园般的天堂，那里有很多灵体，德达斯基已故的祖母和一名5岁时去世的童年玩伴也在其中，他们通过心灵感应与德达斯基交流。祖母牵着他的手，将德达斯基带回了诊所，然后他在一阵剧烈疼痛中苏醒过来。

成年后，德达斯基开始竭尽全力探索自己的特殊使命。最终，他找到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让世界更美好，”他这样说道。于是，作为联合国官员的他曾在201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协助通过了一项关键决议。几年之后，濒死体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德达斯基才开始与家人之外的人分享这段重要经历。他说：“（因为）我以前一直担心自己声誉受损。”

濒死体验会跨越时间和文化出现。令人意外的是，据估计总人口中有5%至10%的人拥有濒死体验的记忆，其中10%到23%是心脏停搏的生还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濒死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能够为理解意识的本质提供新思路。“我们现在显然不再质疑濒死体验的真实性。”比利时列日大学（University of Liège）的神经科学家夏洛特·马夏尔（Charlotte Martial）说，“报告濒死体验的人确实经历过什么。”

美国西雅图艾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补充说，那些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在回归时，也将“源自这一体验的全新感受带了回来，这常常会改变他们的生活”。科赫在自己2024年出版的新书《我即世界》（Then I am Myself the World）中描述了濒死体验及其他意识状态。他表示：“他们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1975年，精神病学家、内科医生雷蒙德·A. 穆迪（Raymond A. Moody）出版了《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一书，详细记录了患者对濒死体验的口述内容。自此之后，以急诊医生为主的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收集有关濒死体验的定性数据。那时只有少数研究团队打算展开经验性调查，探索濒死体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但他们的发现挑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濒死大脑的看法，例如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意识几乎立刻消失。这一发现对如今的临床抢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操作往往基于对心脏停搏后大脑状况的理解，但很多观点其实都已过时。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吉默·波尔基金（Jimo Borjigin）如此说道：“如果我们理解了死亡的机制，那么就可能创造挽救生命的新方法。”

正如致幻药物和其他可以改变意识状态的手段一样，濒死体验也是一根能揭示意识和大脑最本质真相的“探针”。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致幻研究中心（Center for Psychedelic Research）的博士后克里斯托弗·蒂默曼（Christopher Timmermann）解释说，这类状态是对意识系统的扰动，“当你对一个系统进行干扰时，你反而能更好地理解其运作机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经验的本质，我们就必须要把处于非常规状态边缘发生的事情纳入思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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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濒死体验具有重要的存在意义，不过这意义到底是什么，不论是在科学文献里还是在学术会议中，争议始终不断。2023年美国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举行的会议就是如此。这场会议透过死亡、致幻剂和神秘主义的“镜头”探索了意识。“我们能在全球主流宗教和传统习俗中观察到这些超越体验，”协助组织会议的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安东尼·博西斯（Anthony Bossis）这样表示。但他仍想追问：“这种体验是否可能实现更宏大的目的，可以帮助人类逐渐获得对意识的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的份量让针对濒死体验的细致研究以及严谨阐释变得尤为重要，马夏尔说：“（我们需要）将经验性发现与信仰区分开来，这很重要。”

生死之间

二月，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马夏尔正与自己神经科学实验室的20名成员开会，此时她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曾提出要求，如果送到列日大学医院的患者陷入濒死状态，就立刻通知她。

马夏尔冲向电梯，大约不到两分钟她就来到了医院大厅，纵横交错的自动扶梯与几何图案不禁让人联想到M.C.埃舍尔（M.C.Escher）的画作。急救医生，同时也是博士研究生的奥罗尔·安西翁（Aurore Ancion）早已在抢救室里等候。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留着胡须的70多岁男性，他身上的病号服敞开着，袒露出胸部和腹部。

尽管患者正处在心房颤动发作期间，但他仍然很清醒，还能开玩笑。当安西翁与两名急诊医生围着他忙碌工作的时候，这名男士紧张地笑了起来。医生在他头上戴上了用来进行脑电图（EEG）检测的电极帽，还将两片氧气读数贴片粘在了他的额头上。马夏尔则站在后方，透过她的玳瑁框眼镜盯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红蓝两条带着尖峰的线开始滚动着出现在屏幕上。对于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这两条线精准测量着患者大脑的活动情况。

最终，医生必须麻醉患者，用电击让他的心脏恢复正常跳动频率。马夏尔和同事希望，来自抢救室患者以及之后的随访数据，能为我们了解人类接近死亡时大脑中出现的情况，提供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图景。

许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会描述出一种或一类具体的特征。他们可能回忆起自己脱离躯壳，从上方实时俯视自己的身体。他们可能穿过隧道，看到光亮，遇到已故的亲人或仁慈的化身，产生了一种浩瀚、深邃的洞察力。人们还可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走马灯”，从道德方面评估自己的所作所为，包括自己给他人带来的欢乐和痛苦。“有意思的是，濒死的人不会以自身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自己。”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重症监护与复苏研究主任萨姆·帕尔尼亚（Sam Parnia）解释说，“他们基于通用标准来评判自己。”



尽管大部分人都使用了热情洋溢的词汇来描述濒死体验，但仍有一小部分人表示自己经历了地狱一般的体验，遇到的不是恶魔就是可怖的虚空。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马夏尔团队发现，在报告过濒死体验的123人中，有14% 的人将该经历归类为负面体验，而马夏尔“确定”这个比例被低估了，因为这种归类取决于这段记忆令人恐慌不安的程度。

有点儿令人意外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更容易经历濒死体验的倾向。不过，有初步证据表明另一类人更容易遭遇濒死体验——那些容易经历快速眼动（REM）睡眠入侵的人。这种情况下，REM睡眠侵入清醒状态，令人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一般会持续几秒到几分钟。此时，人可能会有灵魂出窍的感觉，感到好像有什么人或东西和自己身处一室，或者想动却无法动弹。2019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瑞格斯医院（Rigshospitalet）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康奇拉（Daniel Kondziella）团队招募了来自35个国家的1034名成年人，在这个由普通人群组成的样本中，有10% 的人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47% 的人报告了REM睡眠入侵，具有统计学显著的关联性。

而在没有濒死体验的受试者中，仅有14% 的人报告过REM睡眠入侵现象。

然而，我们仍然对濒死体验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知之甚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这种现象是否由单一的核心机制驱动？还是如蒂默曼所言，人们以一种更多变的方式“理解死亡正在逼近”？包括马夏尔在内的部分研究人员，正在观察濒临死亡或者正在经历死亡的人类大脑，希望能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走向死亡的大脑

2023年，波尔基金团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他们推测这可能是正在死亡的大脑中属于濒死体验的特征。研究人员分析了四名昏迷患者在摘除呼吸机前后的EEG数据。随着患者大脑开始缺氧，有两人大脑内的伽马波活动矛盾性地开始增多，这类高频脑波与记忆形成和信息整合相关。

此前，在使用健康大鼠作为观察对象的研究中，波尔基金在诱导心脏停搏的过程时也曾见过相同的活动增强现象。在啮齿动物体内，这种增强像潮水一样贯穿整个大脑。但在人类大脑中，伽马波的增强主要发生在大脑颞叶、顶叶和枕叶的交界处，这一片脑区涉及意识的众多特征，例如视觉、听觉和运动处理。还有研究发现这片脑区与灵魂出窍、利他行为和共情能力有关。波尔基金解释道，虽然这些都是濒死体验的常规组成部分，却也无法知道这两位患者是否确实经历了濒死体验，因为他们没能活下来向研究人员报告。但“我几乎能猜到他们可能的经历，”她这样说。

2023年一项由帕尔尼亚领导的研究，提供了患者心脏停搏后大脑仍在活动的进一步证据，他在自己2024年出版的新书《清醒之死》（Lucid Dying）中做了详细描述。帕尔尼亚团队与美国、英国和保加利亚的25家医院合作，查看了567名在医院内经历过心脏停搏的患者的EEG 数据和脑-氧数据。医务人员从53名患者中成功收集到了可阐释的EEG数据。大部分数据表明，在心脏停搏的危险时刻，患者脑电信号平缓无波。但在40% 的病例中，与有意识状态一致的神经活动曾短暂地再现过，某些情况下甚至持续了一小时直至心肺复苏成功。

研究中共有53名患者得以幸存。但医生收集到的数据量太少了，无法在他们对濒死事件任何潜在记忆与大脑活动之间建立关联。研究者们成功采访到了28名生还者，当帕尔尼亚提到濒死体验时 ，有6人“回忆起了死亡体验”。

帕尔尼亚团队还试图测试被试的有意识觉察和无意识觉察，包括对灵魂出窍体验的报告。研究人员在患者头部附近放置了一块平板电脑，该平板在被试处于无意识状态时会播放一组10张的随机图片，同时每隔一分钟通过患者佩戴的耳机反复播放苹果、梨和香蕉这三种水果的名字，持续进行 5 分钟。事后没有一个心脏停搏的生还者能记住投影图片。只有一个拥有濒死体验记忆的人准确地报出了水果的名称和顺序，但帕尔尼亚表示这可能只是巧合。

帕尔尼亚表示，这项研究为人们如何、为何能回忆起濒死经历提供了“合乎逻辑的机制性解释”。帕尔尼亚表示，当一个人开始走向死亡时，大脑功能会变得紊乱，脑干反射等行为能力会立刻丧失，但为优化日常生活表现而被抑制住的其他行为则会被突然释放，因为大脑的天然刹车系统已经失效。结果就是，“你的整个意识会从后台进入前台。”帕尔尼亚说，这一变化的目的是让人们准备好进入“全新的领域”：从生的世界过渡到死的世界，帕尔尼亚相信，在后者中，意识会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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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学家断然拒绝了这一说法。“当你经历濒死体验的时候，你的大脑必须要正常运作才能保留住这段记忆，你必须带着完整的大脑苏醒，这样才能提取相关记忆并讲述出来。”康奇拉说，“没有正常运作的大脑，你就无法做到。所以，所有关于濒死体验证明大脑之外存在意识的论点，都是无稽之谈。”

为此，康奇拉、马夏尔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另一套理论：濒死体验可能属于生存策略中最后一搏的一部分。在动物王国中，当某个物种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死亡威胁（往往是天敌攻击），它们都会“装死”，理论上该行为被称作“假死态”（thanatosis）。如果“战或逃”策略失败了，假死本能就会介入，试图缓解危机。动物会僵直不动，对外部刺激毫无反应，但大脑却保持警惕，一旦有机会，就立刻逃跑。“我个人相信演化才是理解濒死体验以及它如何出现的真正关键。”康奇拉说，“（我们）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完美、有效地解释这一切。”

马夏尔和其他同行也在批评帕尔尼亚的研究方法缺乏严谨性。她说，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帕尔尼亚团队的发现基于患者EEG的视觉读数，而非“恰当的统计学分析”。而帕尔尼亚则说自己采用了标准方法读取EEG数据，和“全世界所有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方法一致。他还继续补充说，那些批评自己研究的人“忽视这项研究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罢了”。

在马夏尔团队最新的研究中，他们计划使用最严谨的方法收集约100名患者的主观、客观数据，除了 EEG和脑-氧读数之外，还有对生还者展开的若干轮随访和问卷调查。列日大学团队也在尝试更周详地评估关于灵魂出窍体验的说辞。大约79% 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报告说感到自己离开了身体，一些人苏醒后能知道一些他们似乎不应该知晓的环境细节。“我没说这都不是真的，但我们想要客观地检验这些说法。”马夏尔解释道。

为此，她和自己的同事重新布置了医院的抢救室，添置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物品和图画，有些甚至隐藏在只有天花板附近的视角才能看到的地方。当患者身处抢救室，包括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团队每分钟都会播放一段音频，里面报出各种单词以及动物发出的声音。他们之后将对被抢救回来的受试者展开随访，测试他们是否能回忆出任何图片或声音，另外还会使用录像来对比人们的记忆与实际情况。

替代性研究

研究濒死体验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催眠、诱导昏迷以及致幻药物等相对安全的替代手段进行。这些方法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濒死体验，但它们触发的状态可能与濒临死亡的大脑相似。2018年，蒂默曼、马夏尔等人共同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将濒死体验与N,N-二甲基色胺（DMT）触发的效果做了对比，DMT是南美植物制成的迷幻饮料“死藤水”中可改变意识的成分。人体也能自发产生微量的DMT。“有人推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濒死体验的基础，但数据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蒂默曼说。

在研究中，13名自愿参与研究的受试者在实验条件下接受了DMT静脉注射，随后根据常用于衡量濒死体验的量表给自己的体验打分，该测量表于1983年由美国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所创。研究人员对比了DMT组的分数和马夏尔团队从2016年就开始收集的濒死体验数据库中其他人的主观描述内容。（该数据库囊括了约2000份描述，任何声称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能联系列日大学团队，填写一份长长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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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夏尔说，他们发现DMT与濒死体验组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两组人都描述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超凡脱俗的领域。他们脱离身体，遇见神秘生灵，看到一道明亮的光，还报告感受到了平静、团结和喜悦。而唯一的显著差别只是濒死体验组的人会更频繁地感到自己曾极度接近有去无回的生死边界。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学家罗兰德·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是研究裸盖菇素（psilocybin）的先驱。这名去年10月过世的学者，曾在 2022年和同事报告了相似的发现。研究者比较了3192人对濒死体验、致幻药物或非药物诱导幻觉的报告。他们发现，这种神秘体验对三组人中所有受试者的长期影响“惊人地相似”，这包括对死亡的恐惧感减弱，以及在体验中获得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持续积极影响。

在马夏尔、蒂默曼团队另一项正在接受同行评审的研究中，团队采访了31名同时经历过濒死体验也服用过致幻药物（如LSD、裸盖菇素、死藤水、DMT或麦斯卡林）的被试，以了解他们对这两类事件异同点的描述。受试者报告说，濒死体验中感官体验更强烈，比如灵魂脱离身体的感觉，但致幻药作用过程中视觉画面感更强烈。不过两组人都报告了关于灵性体验、连接感和更深层次的意义感。

在比较这些神秘体验的时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共同点是对于爱的深刻感受，一切都是爱，意识也是爱。”博西斯讲述到，他研究的课题是裸盖菇素对癌症末期患者的作用，主要关注这种致幻剂缓解临终痛苦，增强精神力，为生命提供更强烈的意义和完满感的效果。他说：“还有一种超越我们已知时间的感觉，以及对生死之谜更强烈的接受感。”

对盖伊·范德·林登（Guy Vander Linden）这位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退休政府官员来说，他的濒死体验仍然是一份“礼物”。这段经历发生在1990年一场严重的自行车事故之后。他感到自己被排山倒海般的爱所包裹，迸发出深深地“精神灵力，但与宗教信仰无关”，他这样描述道。此外，他还体验到一种辽阔感，好像“自己既是一切，又是虚无”。

出院之后的范德·林登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说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荡然无存，因为他现在知道“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挺棒”。他不再看重物质价值，处理掉了自己的车和两处额外房产。他强烈地想要通过书籍和会议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濒死体验。这些变化还影响到了他的人际关系，包括他的妻子，那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她说我疯了。”范德·林登回忆道，“带着别人未曾有过的经历回来，反而导致我们冲突不断。”多年后，他仍能感受到那种在濒死体验中，沐浴在他认为是宇宙意识的清澈光芒中时的那种爱。

无论人们如何阐释濒死体验，对这种神秘体验的研究都可以拓展抢救与复苏的边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意识与大脑，并为探寻那些被生命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带来一丝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