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热”，似乎正在逐渐降温。虽然在外界看来，教师这一岗位不但工作稳定，而且一年还有两个假期，可谓是相当的体面。

但这几年间，由于生育率的不断下滑，教师们的隐忧也开始慢慢浮现。

一方面，家长对育儿的精细化需求，让老师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重，以至于最近山西有幼儿园要求家长宣誓：“不给老师甩脸子，不当熊父母。”



另一方面，新生儿的减少，让许多学校都陷入到了招生难的困境当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学校合并关停的现象。

未来，少子化会对教师的“铁饭碗”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职业未来还能否被称为“香饽饽”？这不仅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都要应对的困境。

譬如，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教师这个职业就已经经历过了一轮相对完整的迭代和冲击。



招生难，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出生率开始持续走低，很快就迈进了“少子化”社会的门槛。

要知道，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宛如波浪，它总是会由下至上，逐步扩散到教育系统的每个层级。



所以当新生儿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少，台湾地区的幼教便自然成了第一批受冲击的群体。

2003年，台湾地区的幼儿园数量在达到巅峰后，便开始了断崖式的下滑。

其中私立幼儿园在5年内关掉了400多家，与之相伴，幼教的数量则在同样的时间里近乎腰斩。

之后，类似的情形先后在小学和中学重现，且完全无法逆转：

早在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全台湾地区有566所偏远地区的小学面临裁撤和合并，而到了2009年，不仅原本的问题没被解决，连台北市区的明星小学都开始面临招生难的问题了。

而当新入学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教师群体的生存处境，自然会越来越艰难。

在2012年《天下》杂志的报道里，为了能让自家的学校可以在新学期招上足够多的学生，无数台湾地区的教师开始被迫“向下讨好”，即：

大学砸钱给高中设奖学金，借此来拉拢生源；高中开补习班辅导国中生，以此来增加招生率。

国中又因为要争抢国小，所以彼此竞争甚至诬陷抹黑。

而国小的老师，则会在每年开学前夕，挨家挨户拜访新生家长，不是送开学校服就是送全套文具，甚至有小学直接就在社媒上发出招聘启事：

“急聘新生一名，毕业礼物多到用卡车载。”

有媒体将上述一切，视作台湾地区教师的全面“推销员化”。

当时《联合报》的报道里，有私校的老师就爆料称，他们一年会花3个月的时间跑业务招新，拉来一个新生就奖励几千台币，而拉不来就会被扣除年终奖。

可正如高雄一位小学校长所言：

“拜访十个孩子如果能来五个，那可能就会多开一班，就会多一个教师编制，多一班的经费。”

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地区有84%的老师担心自己会在这场少子化的大浪潮中，成为被优化掉的“超额人员”——铁饭碗不保所带来的焦虑，让生存成了许多人师的第一目标。

并且，由于学生太少教师太多，导致正式教职的录取名额被越卡越死。像同样在2015年，台北市就为了平衡教育财政，直接停掉了当年的国小教师征选。

而这就自然催生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替现有正职教师分担课时压力的“流浪教师”群体。

截止到2020年，台湾地区的学校里平均每7位老师中，就有一位是没有正职的“代课工具人”。

可因为签的是兼职的合同，所以这些教育临时工的薪资普遍偏低，工作也很不稳定，养老金等福利更是没得着落。

如果想上岸，流浪教师们就需要去挤破头，参加残酷的转正考试。2021年，新北市的教甄复试就是2000人抢47个名额，录取率仅为2%。

终于到了今年，少子化的影响全面辐射进了大学校园：

2024年全台预计有7所大学将会停办，受此影响，不少博士老师已经被迫去中小学代课，以此来维持生计。



而在这一波漫长的人口减少冲击下，东亚教师群体所失去的不仅有待遇和饭碗，还有他们原本应得的地位和尊重。

这一点，又在日韩尤为明显。



倒错的权力关系

众所周知，日韩在人们的印象里都是有着鲜明尊师传统的国家。

日本的教师可以同医生、律师和政客共享“先生”的称谓，而韩国的教师则有着“国民之典范”的美誉。

然而，当少子化的浪潮全面袭来，当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随新生儿数量的持续减少而逐渐扭曲，日韩两国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便开始相继发生倒错。

具体来讲，在日本，为了让作为日益稀少的孩子们接受足够优质的教育，社会把过多的工作全部都推到了教师的头上。

正如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妹尾昌俊所说，日本的老师们普遍“兼职过多”：

他们既要日常教书，还要参与学生社团，既要应对校园霸凌，还要负责学生休息时间看护，甚至有时候到了深夜，还要处理家长和社会的投诉电话。

这些繁多的工作，直接让昔日神圣的校园，沦落成了如今教师口中的“黑心职场”和“加班地狱”。

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日本公立初中竟有37%的教师每月的加班时间多于80小时，超过了所谓的“过劳死”加班线。

有老师在受访时说他每天吃午饭的时间只有64秒，也有老师在连续上了53天课后直接撒手人寰，更多的则是在无休止的加班中加出了严重抑郁——文部科学省在2021年称，当年共有10944名教师因严重的精神问题而请假休养。



所以，为什么不增加更多的教师来分担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少子化所造成的生源危机，导致日本各地的学校都因顾虑财政而不想扩大队伍，宁愿一个劲儿给在职的教师上强度。

毕竟就像前教师工藤祥子所吐槽的那样：“教师是‘神圣职业’，所以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而当过去坐车都会被让座的“先生”，变成了被政府列入白皮书的“过劳死风险较高职业”，那么后来人自然就会选择敬而远之。

这几年，日本多地都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与此同时，该国参加教师录用考试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

而与之相比，韩国的情况或许还要更差一些。

作为一个极其看重学业成绩的国度，韩国人一直都对子女期望较高。

只不过在过去，这种期望可以被均分给了五六个孩子，而现在，所有与教育有关的焦虑都落在了一棵独苗身上，也因此改变了教师与家庭之间微妙的关系。

由于韩国的教师过去有体罚学生的传统，所以在今天少子化的大背景下，“保护学子成长，限制教师权力”就成了21世纪以来该国教育界的政治正确，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条例也相继出台。

基本上从2010年开始，伴随着韩国的生育率跌入谷底，该国的教师也逐步转成了“学校-家庭”权力结构中的绝对弱势方：

学生和其家长可以援引各种律令规章，随意对教师的各种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而教师则在“禁止体罚”的紧箍咒下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

于是乎，一场针对教育者长达数年的全国性霸凌，便拉开了帷幕：

《首尔学生人权条例》实施的第一个月，一位女教师本想阻止正在争吵的学生，结果被反骂“贱人多管闲事，小心挨打”；

韩国全州，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连扇副校长5巴掌，还对其吐口水骂脏话，而孩子的母亲来到学校后，不仅没有道歉，反而继续殴打儿子的班主任；

釜山市一位女老师，因阻止学生上课嬉闹而被八九岁的孩子踹成了胸骨骨折，住院治疗了3周；

......

实施教育却被辱骂，挨打也不能还手，在这魔幻的制度下，有教师选择穿“防剑服”上班，有教师则团购“教师被告责任险”，还有的则在学生的打骂和家长无休止的电话投诉骚扰中，抑郁，崩溃，甚至自杀。

去年7月，以一位23岁年轻教师的自杀为导火索，数万韩国教职工走上街头，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受到更好的保护。

而根据《东亚日报》的报道，韩国这两年也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教师离职潮，这其中公立小学教师的离职人数更是屡创新高。



诚然，东亚的少子化困局目前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未来的新生儿也确实会作为一种“稀缺品”而被多加保护。

但这种保护却不应该完全建立在对教师群体的压榨上。

毕竟，教师虽然伟大，但也是活人，他们可以为了教育事业有所奉献，但却远没到要献出一切的地步。

一旦教书的付出突破了工作的上限，一旦育人的重担压断了精神的阈值，那么即便是铁饭碗再硬，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吸引着年轻人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