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正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

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往前算三四年，每年高校调整的专业布点数虽在逐年增多，但都没有突破3000大关。

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如何看待此轮专业调整？一拥而上、一拥而下的专业增减是否合理？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对高校专业调整的行政式引导？日前，围绕相关问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邬大光。图/受访者提供

“砍”专业，是大量“增”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全国高校专业大调整的背景是什么？本轮调整有何特点？

邬大光：我国高校专业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全国累计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这表明国家开始真正出手和发力。方案发布后，立刻引发高校专业调整热潮。2024年以来，据报道，已有多所高校宣布撤销或停招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几百个。不久前，四川大学宣布撤销31个专业，更是引起了轰动。本轮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高、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事实上，教育部“出手”之前，从2016、2017年开始，一些高校就已经自下而上地主动做出专业调整，采取停招、隔年招生、“增一减一”的总量控制等举措。例如，为了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中山大学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共调整或暂停招生39个本科专业，这在当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厦门大学则是在那个时期实行“增一减一”的政策。

今天高校“砍”专业，其实是过去大量“增”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增设专业大致有三个高峰阶段。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得很多高校的专业数量激增，且有一定重复。今天很多专业过多的综合性大学，则是当年高校合并的产物。其二是1998年启动扩招之后，很多高校都是通过短期内快速增设专业，来吸纳扩招带来的大量学生。其三是过去二十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专升本”院校和独立学院。为了尽快实现“去专科化”和扩大学校规模，许多学校不讲条件地快速上马新专业。今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管理者们逐渐意识到，现有的专业过多、过细，其中一些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新闻周刊》：就高校自身而言，专业调整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邬大光：当前，我国高校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首先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两个问题都绕不开专业优化调整。

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告诉我们，拔尖创新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单一学科和专业下成长起来的，推进跨学科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本轮学科、专业调整，在目录中开始尝试设置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这将为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多数高校普遍是先有专业后有学科。今天，在强调“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则是“一手办学科，一手办专业”。无论谁先谁后，专业都是绕不过去的。专业建设指向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也要瞄定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因此，一定要认识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战略意义。

高校的专业调整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社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像算命先生那样预见到未来会兴起什么产业，也很难清晰预见一个专业和学科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路径，也许一项基础研究或技术的出现就可能催生一个新的学科或专业。如果还用过去的专业来适应今天的时代，就是刻舟求剑。因此，高校必须主动作为，建立适应经济变化的调整机制。我国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布局，到了不得不“变”以及必须思考“如何之变”的历史拐点。



2024年5月24日，郑州大学内的一场校园招聘会。图/视觉中国

很多专业调整是“新瓶装旧酒”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高校专业的设置与快速迭代的产业行业需求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邬大光：最近，我刚刚参观了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所国企创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学校的老师对我说，目前，整个山东港口集团的无人码头占比已接近70％，集团正在加快推动全部码头的智能化改造，再过几年，吊车、叉车、铲车、运输车的驾驶员，都会走进机房，这些车辆也都会变为无人驾驶。未来港口的生产方式与过去和现在相比已截然不同，这就是科技的进步。相应地，港口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实验室建设，乃至教材建设等都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山东港并非个案，几乎每一个产业或行业领域，都有类似的案例。这意味着旧有专业与企业现实已经出现诸多脱节，专业是否对口已不是那么重要，更进一步说，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师资水平，乃至实验室的脱节十分普遍。但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实际推动改革还是两回事，改革难度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很多高校为了响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一拥而上“增”了很多“潮流”专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建造，以及其他各类“智能+”新工科专业，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邬大光：目前，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增设的这些新工科专业，绝大多数缺乏扎实、广泛、精准的市场调研。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学校已有资源去办专业，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场和产业需求。这自然引出一些问题，即使成立了新专业，这些专业老师的知识结构就跟上了吗？教材、教学方式和培养方案也自动更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增设新专业，并不代表人才的培养规格、水平就立刻和科技发展、产业革新同步了。相应地，很多旧专业看起来是被裁撤了，但实际上，这些旧专业的老师依然“残留”下来，用旧知识教新专业的学生。归根结底，都是“新瓶装旧酒”。

过去的一些历史教训表明，专业的增设并没有带来知识体系、课程内容的变革，教材更新一直滞后，出现“闭门造人”现象。而且，我国以往的专业设置往往受资源配置影响较大。实际上，资源配置越多，专业越容易固化和窄化，从而与市场需求脱节。时间一长，专业改造愈加困难，最终只能撤销。因此，当前的专业调整，是市场“倒逼”的结果，是撼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契机。下一步，则要真正走出专业与市场脱节的藩篱。



图/视觉中国

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中国新闻周刊》：高校应怎样从专业的固化中突围，核心障碍是什么？

邬大光：专业不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它是高校实现“三大职能”的基石，也是高校各种组织和制度的基础。高校需建立自我调整机制，主动通过课程内容更新推动专业改造，通过知识体系重组推动专业升级，通过课程资源共享推动学科交叉，让新专业之“新”名副其实。未来，专业优化调整的重点，应该是淡化专业、强化课程。调整专业目录是“治标”，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专业调整是对高校治理能力的挑战。目前来看，改革的最大阻力之一来自教师，尤其是那些既传统又强势的专业。因为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表面上调整的是“学科”和“专业”，以及课程结构、知识体系和教材的更新，实际上调整的是教师“利益”。今天高校中的多数教师都是接受专业教育出来的，有着厚重的专业基因和惯性，且形成了固化的专业思维和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型，即使面对新专业的学生，很多教师能教的也只有旧知识。

今天的许多学科、专业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埋下的种子，这是历史的财富，也是当下调整“阵痛”的伏笔。当我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专业命名的，有物理食堂、化学食堂、经济食堂……当下很多高校都是学院制了，表面是学院，实际上是以系为单位或以专业为单位运行。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既是专业教育的产品或“试验品”，也是专业教育的“半成品”。

从历史看当下，我国今天的大学里，专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链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企业以及资源配置等都是这个链条的组成部分，高校教师的专业思维越来越固化，逐渐形成一种固有观念：人才培养，必须以专业、学科与院系为基础去配置资源，有了专业就“有了户口”。这本质上是一种部门所有制。

正是因为这一思想根深蒂固，这些年来，高校普遍存在一个误区：看到哪一种产业重要，就去建立一个对应的专业或学院。但在世界的一流大学里，专业的“潮起潮落”相对罕见，它们不是靠成立新专业或学院来跟踪科技创新，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当面对某一新兴产业的需求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其一是多个学院的跨界“合作模式”，通过拓展组织边界、学科边界，以互嵌的结构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和科研各个环节的融合。其二是单个学院整合内部资源进行学科或专业“改造”，通过融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反哺”人才培养。

最近，不少高校放开转专业限制，看似进步了，其实还是在“专业”里打转，真正应该做的，是放开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主权。因此，我们要看到专业调整背后更深层的逻辑：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增”与“减”的问题，而是针对社会需求，以有组织的方式对整个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造。也就是说，转型才是根本，专业调整只是一个切口。

警惕“强计划”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专业调整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化对高校专业调整的行政式引导。多省发布了与中央对标的专业调整文件，通过“增一减二”（增设一个省控专业，就要裁撤两个专业）、“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点责令停招”等刚性措施进行专业管理。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邬大光：目前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过多与不合时宜，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应该按照一个“药方”去吃药。专业调整不能通过行政指令来“一刀切”。

我认为，不是所有地区的高校都需要刻意裁撤专业，去完成缩减20％的目标。这里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可以淡化专业，聚焦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师转型。但对一些地方高校来说，仍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对口”地方的产业需求，尤其是一些低端产业结构。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既有高端的科技产业，也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现了高科技与传统的并存状态。

我国专业设置与调整长期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处于“强计划”的政策管理下，政府一直在强化学科、专业目录的规范性管理功能。近年来，虽力图改革，但规范性管理仍是主要手段和特点。这种做法，其优势体现在国家对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的把握更为精准，但也要注意到对市场快速变化和地方经济观照存在的不足。

国家现在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真正的“三位一体”往往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很难自上而下。我去安徽调研，发现合肥市正在打造十大新兴产业，政府要求高校跟进，一些学校开始设置与十大产业相关的专业，加强与新产业的校企合作。可当我问学校是怎么具体合作的，校方说，没有实际合作，目前只是有了“新专业”名称，也可以说是“贴个标签”。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要高校去支持某个产业，需解决师资、实验室、实训基地和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不是一个行政指令就能完成。到最后，还是要看高校的学科、专业特色是否有与产业的实际结合点。因此，新一轮专业调整需要综合考虑专业设置的国家属性、区域属性，逐步实现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融合。

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已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这个数据在国家人口排名上位居第五。当下，我国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缺的是“人才”。针对新时代的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和专业的同质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趋同，原因是多方面的，常被诟病的“一刀切”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要防止过度计划管理，重视多样性发展。否则，可能使高校失去应有的活力和应变能力。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从上到下都需要对市场的变化和社会需求保持敏感。

多所高校突然宣布：撤销外语专业

近日，美国有关部门表示，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国大学将撤销所有中文专业项目，只保留一个提供强化关键语言教学的中文项目。

这意味着杨百翰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夏威夷大学、俄勒冈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5所大学的中文课程将失去所有资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为美国西部唯一一所拥有政府资助的强化中文项目的大学。

据相关发言人表示，关闭这些专业的原因是“主管部门在2024财年改变了对该项目资金的拨款”。

此次撤资共影响到13个大学的语言类专业，俄勒冈州项目是13个项目之一，除了取消的5个中文项目之外，1个葡萄牙语项目、3个阿拉伯语项目和4个俄语项目的拨款也未续期，面临撤销。

此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语专业停招多年后撤销，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期，又有一些国内高校也公示了停招、撤销的语言类专业。

惠州学院近日发布《惠州学院2024年本科专业设置调整情况的公示》，拟向教育部申请撤销商务英语、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3个本科专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近日公示的《2024年我校停招专业情况》显示，2024年保险学、跨境电子商务、产品设计、焊接技术与工程、英语等10个专业暂停招生。

此外，济南大学近期发布了《2023年专业调整情况》，提到2023年学校停招汉语国际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学、财务管理、朝鲜语、德语、环境科学、会展经济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9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