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乡下人的悲歌》剧照7月15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代表共和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随后正式选择万斯（J.D.Vance）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Vance）曾出版《乡下人的悲歌》，是美国底层白人和工人阶级代表。伴随着万斯进入大众视野，“洋垃圾”（White Trash）、“乡下人（Hillbilly）”、“白人贫困”、“红脖子”、“白人Loser”，这个曾被忽视的群体已浮出水面，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关键力量。发达国家的失败者

“白人垃圾”（White Trash）或“洋垃圾”，是称呼中下层白人的外号，用来嘲笑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主流群体、占据社会优势地位，却沦为失败者（Loser）的白人，以没文化、爆粗口、酗酒、吃垃圾食品、肥胖症为特征。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贫困、无家可归、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加剧，贫困不再是有色人种或移民独有的现象，作为主流社会群体的白人，同样面临贫困问题。在美国，有6600万白人生活在贫困中[1]；在澳大利亚，有11.6万人无家可归，其中白人约占70%[2]；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贫困人口和无家可归者都在增加，12.9%的工薪人口面临贫困危机，其中大部分是白人[3]；在英国，2024年有19%的白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4]；在南非，白人贫困率12%，约45万白人生活在贫困中。

在美国，“白人垃圾”（White Trash）常与其他词汇混合使用，带有贬义和攻击性，例如用来指代美国南方，特别是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白人农民的“白鬼”（Cracker）；指代阿拉巴契亚山区白人的“乡巴佬”（Hillbilly）；指代奥克拉荷马州白人流浪工人的“奥基”（Okie）；指代南方种植园中被阳光长期照射而皮肤发红的白人农民的“红脖子”（Redneck）；指代居无定所、没有房产，只能住在移动组装房车里的“房车垃圾”（Trailer Trash）。这些称呼，都带有人格上的侮辱和否定。

用来贬损下层白人的俚语，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点。“白人垃圾”（White trash）最初出现在19世纪初，是美国南方蓄奴州的黑人对白人的称呼，在1852年出版的经典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作者斯托夫人专门写了一章题目为“白人垃圾”的内容，描写美国南方的底层白人境况。

猫王早期艺名为“乡巴佬之猫”（Hillbilly Cat）

与代表美国北方工业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的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历史可溯源到苏格兰-爱尔兰人群体，他们是定居在美国最初十三个殖民地的威廉三世（奥兰治的威廉）的追随者。“白鬼”（Cracker）一词源于苏格兰盖尔语中的Craic，指代大声交谈、大声吹牛的人。“白鬼”的祖先是英国流浪汉、罪犯、孤儿、苏格兰和威尔士移民，被官员视为不守法不礼貌的群体，是为南方种植园大地主工作的佃农和牧牛人。“乡巴佬”（Hillbilly）也源于苏格兰盖尔语，Hill指远离人群的孤立者，Billy指同志。“乡巴佬”居住在阿拉巴契亚山区，是美国中西部重工业区的早期建设者，1892年的《铁路工人报》（The Railroad Train men's Journal）首次使用“乡巴佬”一词，1900年《纽约报》（New York Journal）将“乡巴佬”描述为“阿拉巴马州自由公民，住在大山里，说话缺乏教养，衣着打扮邋遢，爱喝威士忌酒”。“乡巴佬”们喜欢自给自足，拒绝现代化，观念落后，喜欢暴力。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愤怒的葡萄》

“奥基”（Okie）来源于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和破产白人的血泪史，是加州人对来自奥克拉荷马农民工的贬义称呼。大萧条时期，上百万破产的奥克拉荷马人来到加州中央谷地做农场工人，1990年代，加州有约375万“奥基”。1940年普利策获奖纪实文学《愤怒的葡萄》，就描述了因金融与农业变革而一贫如洗、被逐出奥克拉荷马的白人一家，前往加州寻找出路，成为“奥基”的故事。

“红脖子”（Redneck）始于1890年代的美国南方，白人在种植园中工作，受到太阳暴晒后，脖子发红，故被戏称“红脖子”。除了在农场工作的白人，红脖子也指代在工厂工作、没有土地、只能在贫瘠的沼泽地中生活的白人。

“房车垃圾”（Trailer Trash）始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兴起于二战后。大萧条时期，东部、中西部白人为讨生活，靠大篷车装载家当、举家搬迁到西部拓荒；二战后，住房减少，一些白人失去住所，无家可归，只能居住在帐篷、房车、组装移动屋里。

看不见的贫困

在2024年6月出版的新书《白人贫困：揭示种族与阶级神话如何重建美国民主》中，威廉•巴伯（Reverend Dr. William J. Barber II）和乔纳森•哈特格罗夫（Jonathan Wilson-Hartgrove）指出，事实上，美国贫困人口中，白人才是贫困人口的大部分，也更容易陷入贫困。贫困白人有6600万人，贫困黑人2600万，白人数量比黑人多4000万人，但这个事实长期被忽视[5]。白人贫困问题之所以不被看到，是因为贫困问题在美国被长期当作“黑人问题”看待，被视为种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

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官方统计方式有关，统计办法于1960年代制定，以温饱为基准线，没有计入当代社会的医疗、教育、交通、住房成本。哈特格罗夫认为，41%的美国人口都处于贫困水平，每天因贫困死亡人数是800人，与新冠疫情时期的死亡人数相当，因此贫困是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场“疫情”。另一方面，白人被塑造成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从而使真正占贫困人口大多数的白人，除了“白人”标签外，得不到多少社会救济。[6]



2024年6月出版的新书《白人贫困：揭示种族与阶级神话如何重建美国民主》

白人贫困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奴隶制不仅产生黑人、有色人种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导致白人贫困。在大种植园制度下，肥沃土地被奴隶主占有，无产阶级白人只能获得条件最差的土地，在不适合耕种的沙地、山地上开垦，成为“山地白人”或“乡巴佬”（Hillbilly）。奴隶制剥夺了穷苦白人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投票权，因此很多人转而做小偷、强盗，喜欢“走后门”，留下很多行为、选择、价值上的问题，为贫困埋下隐患。

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论述：“从出生起，美国南方白人就活在内部极权中，因此他获得的第一个习惯，就是毫不费力的占有，这让南方白人生性傲慢、易怒、冲动、暴力，充满欲望，被一切障碍激怒，而一旦他初次尝试就失败时，其内在的软弱就再也无法掩饰，会轻易选择放弃。”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写道，白人在美国经历的贫穷是在欧洲时不曾经历的，大种植园制度迫使白人为生存挣扎，变得“难以置信的残忍”，像盲目发疯的野兽。



美国大萧条时期，带孩子移民到西部的白人母亲

白人贫困问题与阶级问题密切相关。“白人垃圾”的称呼虽由黑奴发明，但将其推广开来的却是白人中上层阶级，被中上层白人用来将自己与下层白人进行身份区分。杰圭琳•威尔逊（Jacqueline Zara Wilson）就认为，“白人垃圾”根源于英国的阶级与民族斗争，在文章《看不见的种族主义：白垃圾的语言与实体论》中，她指出，“白人垃圾”是有特权的英格兰人对爱尔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的歧视，是一条等级制度鄙视链，英格兰人最高，苏格兰-爱尔兰的苏格兰长老会移民其次，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是最末端。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则认为，“白人垃圾”是英国殖民者对美国殖民地的歧视，在著作《洋垃圾：未被讲述的美国400年阶级史》中，她指出这片新大陆被英国人视为不毛之地，是用来承接英国底层人口，是“扔掉那些没用的、纯属浪费的糟粕渣滓们的垃圾桶”。

白人的贫困问题，是种族与阶级同时作用的结果，即使在奴隶制中，也掺杂了浓重的阶级关系。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蓄奴州就曾提出，北方对待白人工人阶级的方式，与南方蓄奴制没什么不同。北方联邦军总司令尤利西斯·格兰特说，南北战争不仅解放南方黑奴，也解放南方底层白人，“南北战争解放了数以百万计的贫困白人，他们的情况比黑人还惨”，美国内战也是一场阶级战争[7]。

反向种族歧视

在美国，白人被长期塑造成既得利益者和社会资源主要占有者，使白人贫困问题与白人主流叙事格格不入，不仅无法被看见，也不可说，造成另一种反向种族歧视。美国导演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曾感叹：“白人贫困是最不可说、不可提、不可碰的种族歧视”。白人贫困问题可能是一种原罪：在白人内部，贫困是一种羞耻，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典型，归因只能是自身，不可归因于社会，因为社会一开始就给白人最好的起点；在白人外部，白人贫困只会激怒其他有色人种，后者明显在贫困问题上更有话语权，会引发种族歧视麻烦。

对贫困白人的种族歧视，贯穿了美国历史。贫困白人的肤色曾被种族主义者加以歧视调侃：“可怖的蜡黄和惨白，像黄色羊皮纸”、“过于白，像得了白癜风一般”。斯托夫人也曾写到：“这位悲惨的白人女性，目光空洞，两颊凹陷，怀中的孩子瞪着一双惊悚的眼睛，仿佛被惊吓到的野兽。”

贫困白人遭到的种族歧视往往来自白人内部。蓄奴主义者丹尼尔·亨得利（Daniel R.Hundley）曾于1860年提出，白人贫困是“血统决定”（bad blood）而非社会造成，形容下层白人为“地球上最懒惰的两条腿动物”。[8] 美国种族主义组织3K党领袖伦道夫·肖特维尔（Randolph Shotwell）也曾给出这样的自我描述：“我们是人类中的一群特殊群体，没受过教育，没思想，爱挥霍，过得还不如黑奴好。”美国记者杰克·卡士（W.J.Cash） 在1941年出版的《南方的意志》中也认为，底层白人是物理上有缺陷的人，是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奴仆、欠债人、赎罪者，也是欧洲来的那些最失败的农民、劳工和城市贫民窟人群。

去西部拓荒的白人家庭

针对贫困白人的基因论和种族论曾盛极一时。在美国思想家艾默生眼中，美国人应是“撒克逊人、丹麦、挪威、昂撒人后代”，底层白人不被包括在美国人范畴内。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David Hackett Fischer）在著作《阿尔比恩之种：英裔美国人的四种民风》（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中认为，“乡巴佬”的暴力倾向与其祖先来自苏格兰高地、英国北部边缘地带有关，源于其凯尔特基因，而非撒克逊人[9]。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底层白人已经让白人群体“人种降级”，是“种族自杀”（Race Suicide），“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正在冲击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美国白人社会，贫穷白人和美国并不想要的移民，会降低占统治地位的特权白人的人口比例，直到白种人消失和被取代，这将对美国造成危害。”[10]。20世纪初，“优生学”（Eugenics）在美国兴起，下层白人成为牺牲品，优生学提倡立法允许农村白人接受非自愿绝育手术，以“净化”种族，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就通过了强制绝育手术合法化的法案，后来在争议中被废止。在《白人垃圾：美国种族与阶级》中，记者安娜丽•奈维茨（Annalee Newitz）和社会学家马特•雷（Matt Wray）就指出，“白人垃圾”是同时带有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双重含义的词汇，把底层白人视为违反白种人优生学的代表。

美剧《我们这一家》中，军队退伍后的美国老兵，居住在移动房车内

反向种族歧视，让并未获得利益和资源分配的白人，也被纳入“既得利益者”的固定偏见中。仅仅是肤色上的白人，并不能获得工作和收入。像所有被压制的种族少数一样，这部分白人从出生起就与贫困作伴，贫穷成了原罪，被谴责为“不够努力”、“不能提升自己”。而中上层白人仍会歧视性地贬损下层白人为“白色垃圾”，以此巩固上层白人的优越感，把底层白人排除出去[11]。

随着美国经济日益不平等，白人贫困正在加剧。“贫困白人群体才是美国国家叙事的中心联结。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这个群体的存在证明了，美国正在给它的群体贴标签。这些标签显而易见，但人们选择性失明，不过是想说明，这些底层白人不是我们的一分子罢了。不，他们正是我们的一分子，而且是我们历史的根本性构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学者南希·伊森伯格总结道。[12]

MAGA与遗失的美国梦

美国“乡巴佬”白人集中在中西部“锈带”老工业基地。《乡下人的悲歌》所描述的场景，不禁令人想到中国的《漫长的季节》、《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犹如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淘汰，美国旧工业带白人劳工阶层出现失业、贫困、人口流失、年轻人外出打工、老龄化现象。不同的是，美国白人贫困问题，还与毒品、家庭暴力密切相关，并将愤怒迁怒于移民、自由贸易上，采用“国会山暴乱”的暴力方式，将排外、反移民、反全球化的诉求寄托到特朗普身上。

18世纪起，信仰新教、来自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来到阿拉巴契亚山区定居，内战后，美国走上工业化道路，阿拉巴契亚山区逐渐落伍。1875年开始，美国中西部的新兴工业区崛起，“乡巴佬”为了生活，开始移民到中西部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等工业城市，特别是20世纪30-50年代的美国工业黄金期，成为“乡巴佬”最辉煌的二十年，是美国崛起的中流砥柱。

二战后的1950年代，美国制造业开始去产能，并开启全球化产业转移，先是1950-60年代从美国转入日本、欧洲，再是1970-80年代从日本、欧洲转入亚洲四小龙，再之后的1990年代转入中国，21世纪又转移到东南亚、非洲、拉美去。

每一次产业转移是一次轮回，成就了辉煌，也导致了落寞。中西部“乡巴佬”的悲情，是中国东北下岗潮的提前预演，二者相差半个多世纪。万斯所描述的美国中西部老工业基地倒闭的工厂、残破的钢筋水泥架、关门的店铺、无人的街区，都很像东北的重工业城市。万斯代表的锈带白人工人阶级，也拥有曾经的中国东北国企“共和国长子”一代的骄傲感，“乡巴佬”认为他们的朴实、传统才是建设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中流砥柱，对东部、西部湾区自由主义（Liberal）的金融、科技新贵们嗤之以鼻，痛恨移民和全球化。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正是回应了“乡巴佬”白人群体的心理诉求，乡巴佬也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盘。

但美国白人贫困问题，并非都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物质上的绝对贫困，而与社会、信仰以及文化有关。《乡下人的悲歌》所描绘的场景反映出下层白人的文化特征，例如家庭教育中的代际剥削关系，男主的母亲想带儿子开车自尽，或在儿子律所面试的紧要关头撒娇，要求儿子照顾她，在代际之间传递贫困，是由吸血型人格导致，而不是经济原因；再如两代人的未婚先孕、多次离异又再婚，反映出某种价值取向；母亲磕药、在医院做护士时偷用病人的药，在医院发毒瘾、用吸毒方式麻醉自己，逃避现实，也不全然是经济问题。

“贫困白人亟需一种政治愿景，当所有的穷人走到一起团结起来时，将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决定着美国大选的结局。”《白人贫困》的作者哈特格罗夫说，他不忘提出这本著作的终极价值，“读这本书的价值，是找到希望，从绝望中走出来。我们最需要的是希望。”

万斯的贫困白人叙事具有其独特性。他一直在回头，从他来自的乡巴佬群体中汲取他需要的政治养分，以便迈向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