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一名中国男孩参观位于北京丰台卢沟桥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2014年7月7日）



台北 — 对日抗战史上唯一一座以中华民国官方名义修建的“纪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碑，近日遭中国评论人士提及拆除，引发跨国军史学家联合发表“四大不容许”声明，谴责中国极左势力践踏历史，无疑是文革复辟。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吓跑外资，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反而会带来灾难。

以国军“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中国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在不久前遭到封杀后，同样标志着国军英勇史迹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成了中国激进分子新一轮瞄准的攻击对象。

衡阳保卫战

“衡阳抗战纪念城”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岳屏公园，为追悼1944年衡阳守城战中阵亡的国军官兵而建造。当时国军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将军率领下，以劣势兵力抵御日军进攻长达47天，是国军对日抗战中极为经典和艰苦的一次城市防御战，被称为“衡阳保卫战”，亦被欧美军史界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中国评论人士、曾是中共空军飞官的学者郭松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时代的一切法律、命令，以及由民国政府授予的头衔、荣誉称号等等，统统失去效力。对一个城市来说，这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究竟是效忠新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继续效忠民国？他希望当地主事者“头脑要清醒”，并在回应网友时说道：“要不把‘抗战纪念城’叫上头给拿掉。”

郭松民7月4日再于昆仑策网发表评论說，“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是对历史正义的反攻倒算，因为决定一个人历史定位的是他的最后身份，而不是他“曾经拥有的身份”。

认同他的网友说：“所言极是”；但反对他的更不在少数。在郭松民表示有时间要去衡阳“漫游体验”一下后，立刻有网友跳出来炮轰说：“来的那天告诉我在哪里？不呼你两耳光对不住我是衡阳人！”、“敢来就套上麻袋，扔到万福园去。”

对于郭松民等的一连串发文，一群年轻海外华人军史学家忍不住发声明谴责。出生在美国，著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的许剑虹、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著有《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的徐全、在台湾著有《光辉记忆-国军光荣革命战记：抗战与内战时期陆海空三军军服、装备全面解析》的吴尚融，以及著有《滇缅公路与战时交通:1937-1942》的马来西亚籍博士候选人林国荣等4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中国极左逆流这种赤裸裸的文革复辟，他们绝不退却，必然迎战到底。

四大不容许声明

声明说：“我们呼吁海内外所有关注、心系国军光荣历史的人们，不再对这种恶势力保持沉默，而是以最坚定的立场正告彼等之流：历史不容掩盖、真相不容扭曲、人心不容践踏、荣誉不容玷污。”

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看到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这是大开历史倒车，不管是对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是在历史研究上，甚至于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徐全表示，“衡阳抗战纪念城”在1948年4月落成，当时纪念塔上有蒋中正亲自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字样 ，但在1949年后遭到破坏，蒋中正题写的文字被铲除，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其他名人的题字也被凿毁。到了1983年，为了对台统战和回应中国人民诉求，衡阳地方政府欲恢复“衡阳抗战纪念城”之名，但一直到2007年，蒋中正的题字才完全恢复。

徐全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遭到破坏的国军史迹都被重建；即使不愿意重建，也鲜少有人敢把已经重建的史迹再进行破坏。中国极左分子不断挑衅这段历史记忆，回避碑墓曾遭捣毁的悲剧，竟然主张再度破坏国军史迹，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例。

徐全说：“实际上是文革极左的一种复辟，是严重践踏很多当年在那场抗战当中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国军先贤烈士，（是）对他们精神的一种践踏，对他们付出牺牲的一种侮辱，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他表示，幸亏方先觉将军最后葬在台湾的五指山国军公墓，否则如果葬在中国的话，“我估计完蛋了，他的坟墓可能都被敲出来了”。



资料照：中国学童参观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3年8月15日）

矛盾心情

许剑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出他的矛盾心情，表示“衡阳抗战纪念城”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极端分子扬言去除确实不应该，也很疯狂。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种激进言论其实越多越好，代表中共政权已经不稳定了。

他表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利用抗战英烈的纪念活动拉拢老兵及其眷属来对台统战，是很有用的。但极左言论出现后反而失去了它统战的价值与正当性，意思是说，这些在中国的民国派以及台湾的一些深蓝人士终于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中共根本就不打算对台湾宽容，也根本不打算真实地去面对历史，这会让其统战效果大打折扣。

许剑虹说：“所以我个人其实某方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他破坏是不好，但一方面我觉得多一点郭松民对动摇中共政权反而长久而言是更好的，反而是有益处的。”

官方默许？

他认为，中国社交媒体上会有去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激进言论，很可能是出于官方的观点，只是中共自己不能承认而已，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国军的后代，如果中共过度打压他们的历史记忆，会让他们对中共离心离德，造成中共政权不稳；但中共也不能够完全吹捧国民党的烈士，因为其建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1949年把国民政府推翻赶去台湾，所以如果过度赞扬国军的话无疑是自打嘴巴，所以它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需要有像郭松民这样的人出来引领话题风向，如此中共就可以撇清责任，表现得像一个仲裁者一样，一方面让极左言论出声喊拆国军纪念碑，一方面又默许网民在网上互相攻讦。

林国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极左势力的言论犹如文革复辟，不同的是，文革时期是用红卫兵在做实体监督，现在则是用网络的压力来监督，只是作法不同而已。他也说，喊拆国军纪念碑的言论一定有中共的影子在里面，只是官方不能明着讲鼓励拆除，但一些小城镇的纪念塔，只要不是北京中央文化部管辖的，或不在文物管理名册里的史迹，几乎都被横下毒手了。轻微的顶多改一下名字，纪念塔或纪念碑还在，更惨的是有些直接被夷为平地，现场根本看不到了，要去问当地耆老才知道过去的确有这个纪念碑存在，只是被荡平了。

抗战电影下架

分析人士说，拆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其实是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忽然下架的“延长赛”。这部耗资6亿人民币拍摄，原定在6月28日上映的电影，是由衡阳地方政府主导、力推，也通过了电影审查，却在预告期内遭到中国极左势力阻击，认为是在宣扬“投降光明论”。中国广大捍卫国军荣誉的网民不满，与之论战。最终，官方为了避免争论持续扩大，下架了电影，也限制了极左言论。

林国荣表示，衡阳保卫战彰显了国军在兵力劣势的困难下，依旧设法挡下日军进攻，而人在延安的中共军队却毫无战绩，讲白一点就是“中共的老脸挂不住”，所以将电影下架。他并补充，当时在对日抗战期间有一群从南洋参与抗战交通运输的华侨司机和技工（南侨机工），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滇缅公路，运送各种物资协助国军进行抗日活动，同样值得后人敬佩。

徐全表示，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崇尚文革的极左势力仍然猖獗。他们敌视、仇恨一切为国军树碑立传的文艺作品、学术研究或者活动。这本质上显现出极左势力的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国军历史的影响力在民间扩大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们采用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手法，来阻挠这部电影上映。其次就是北京官方的意识形态管理仍然是“稳”字当头，避免惹是生非，且为了捍卫中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北京仍然无法接受“国军是对日抗战主力”的观点。

极左回潮？

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亦曾发帖称，应该相信支持拍摄此片和过审的各级领导的集体判断力，但他的帖文也被删去，之后他再发帖说，有一些激进的声音经常能够吓住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是因为那些激进声音往往举着某个极端的政治帽子，让相关部门选择息事宁人，“这个问题正逐渐变得严重”。

徐全表示，在对历史反省不足以及社会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极端意识形态就会有它生成的土壤与温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历史上的案例屡见不鲜，偏偏在中国，就会呈现出极左回潮的这样的一种势头。”他说。

徐全表示：“他们现在这个极左，它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是冲着国军，包括那个苏州的日本人遇刺的这个事情，都跟这些人整天煽动仇日是有巨大关系的。 ”

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吓跑外资，外资一旦统统吓跑，中国流失的不仅仅是就业机会，还包括经营管理、科技技术，以及很多附加效益也没有了，甚至中国人今天会砍日本人，明天就会砍中国人自己了，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