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卫星“天降残骸”：中国独立导演张赞波记录的火箭残骸掉落问题

“火箭发射、卫星升空，中国政府欢腾的背后，谁管残骸掉落？”中国在今天1月9日下午从四川省发射探测卫星“爱因斯坦”，而后台湾的国防部也发布了国家级警报，表示卫星已飞越台湾南部的上空，提醒“若发现不明物体，通报警消人员处理”。

实际上，过去中国在发射火箭、卫星升空时，确实发生过残骸掉落的问题；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2009年，即以此为题拍摄了《天降》——纪录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的村民们，长久以来饱受残骸从天而降的痛苦，而这些民众真实的生活困境，在国家富强发展的主旋律之下却被抹去。

《天降》是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2009年的作品。拍摄的契机，是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筹备与举行，当时广播电视卫星“中星九号”也是从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但是在奥运和成功升空的“国家级欢庆”之下，当时中星九号的运载火箭残骸却是落到了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看到报道的张赞波才因此想一探究竟，当地长年来与天降残骸之间的生活实态，于是探访当地进行田野调查与拍摄。

在导演张赞波的文字记录、或是《天降》拍出的村民视角，可以知道绥宁县从1990年代以来，就有十多次残骸掉落的事件，当地16万多人生活的乡镇，变成了所谓的“残骸落区”，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天降残骸不仅造成当地农作物、房屋的毁坏，1998年5月30日的掉落事件，更造成当地一名16岁少女的死亡。

“我们生在这里，能躲到哪里去？”

“听天由命了是不是？砸到自己身上就算了嘛”

在《天降》纪录片中，当地人如此无奈地表示。片中还有村民想要和地方政府讨公道，希望能够赔偿农地和房屋损失，但所有的申诉都没有被好好受理，之中有屋顶被砸破的村民，讨价还价拿到了赔偿金2,000元人民币，但也有的得到的回应是：“你这个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呀，你说地，地都是共产党的。”

《天降》全长145分钟，在中国首映后引起不少议论，由于片中直白地呈现了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在奥运主旋律之下的控诉与质疑，许多人也疑惑这样具有抨击力道的纪录片，到底能在中国的环境生存多久。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拍摄纪录片《天降》，纪录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的村民们，长久以来饱受残骸从天而降的痛苦。右为砸破村民屋顶的火箭连结杆。 图／张赞波@Matters、《天降》纪录片剧照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纪录片《天降》，记录农村与火箭掉落残骸共存的困境，但影片遭到封杀。 图／中国独立电影资料库

果不其然，张赞波的《天降》随即遭到中国当局的刁难而无法上映，但是包含《南方周末》在内的几家还在试图做调查新闻的媒体，留下了张赞波与《天降》的专文与访问，百度上虽然也有《天降》的条目，但实际上中国境内真正看过这部片的人可能并不多；反而是透过张赞波的文字纪录、或是知乎平台上的新闻讨论，在2009年至2010年代还有一些中国网友知道原委、知道在卫星升空的底下，曾有一群人为此饱受苦难。



纪录片《天降》记录了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农村与火箭掉落残骸共存的困境。图为一只小狗被铁链系在一块火箭发动机残骸上。 图／中国独立电影资料库、《天降》纪录片剧照



张赞波本人正在拍摄《天降》纪录片，记录农民与降落于农田的火箭残骸。 图／中国独立电影资料库、《天降》纪录片剧照



《天降》纪录片片段画面，绥阳县农民老夫妇拿著火箭残骸碎片拍照。 图／中国独立电影资料库、《天降》纪录片剧照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出生于197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系硕士班。毕业后，张赞波在2009年完成纪录长片《天降》，并且在2015年完成第四部纪录长片《大路朝天》。《大路朝天》将镜头带到溆怀高速公路之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纪录工人和受影响居民的困境，以及建商和政府单位的明争暗斗之中。该部纪录片入围第53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以及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大路朝天》里的小人物故事也被张赞波写成了一本非虚构文学，名为《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将此书列为其2015年的新年书单。

然而，张赞波所关怀和拍摄的视角触及了中国敏感议题，其作品往往得面临不同程度的审查，甚至遭封锁。张赞波在其书中曾如此说道，“前不久我闲得发慌，去了文艺青年们常逛的‘豆瓣网’，我查了下看过我的片子的人数......另一个片子《天降》就更惨，网站将它的条目删掉了，没有留下任何一条信息，仿佛它从来就未曾来过这世上。”

也有人问过张赞波为何热衷于关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这是否是要刻意展现社会的阴暗面，张赞波在其书中的回应是：“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我的朋友、亲人、同学或者父老乡亲，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卑微而无力的人群。”——然而，这些卑微、无力的人群故事在中国或许仍是触碰不得的红线。

在八旗文化总编富察于2023年在中国“被消失”之后，张赞波事后在脸书上发布了《写给富察的一封信》，在文字里声援富察，也提到了自己近年来在中国的近况。他表示自己因持续批判而遭中国封杀、书和片子被禁，也遭警察骚扰；而在经历2019年的金马风波之后，网络上的谩骂和争议也将他推进“社死”阶段。在文末，张赞波盼望富察早日重获自由，并寄予祝福：

在《大路》被禁后，我曾给读者题签过一句话：“有禁书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禁书的荣耀。”同样，囚禁你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你的荣耀。盼望你早日重获自由，而且，归来的时候不会形销骨立，依然是那个聪慧、执著、坚毅、热情而真诚的人。期待我们后会有期。再次就我迟来的信件和发声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前的苟且偷生和无奈缄默。



2014年中国纪录片导演来台，与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游台北。富察于2023年在中国“被消失”之后，张赞波也在脸书发布了《写给富察的一封信》声援富察。 图／张赞波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