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沿途往来的商贾、官员、使团绵延不绝，这条路上的消费图景在不断出土的文献记录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古人在丝路上都买了什么？他们在花钱购物方面有何讲究？历史上，各国之间贸易遵循哪些规则？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一份两千多年前的“代购清单”说起。

古人花钱买什么

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内出土一封叫作《元致子方书》的信件。这封信，由汉代一个叫“元”的人写给好友“子方”。他在信中拜托子方办几件事，包括代购一双鞋和五支上好的毛笔。



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

这份“代购清单”中写道：敦煌鞋子少，你是知道的，也困扰我很久了。请你代我买一双一尺二寸长、“绢韦”的鞋子，而且请一定要买厚底的、方便步行的鞋子。由此可见，他需要的是一双约合45码的、绢里韦面的厚底皮鞋，这在当时是较为高级的“特码”鞋。



悬泉置出土鞋（甘肃简牍博物馆）

与此私人代购不同，还有不少“代购任务”是由跨国贸易的商团承担的。其中最活跃的，就是粟特商团。

1907年，一组“粟特文古信札”在敦煌西北一座烽燧下被发现。这些书信写于西晋晚期，由身处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粟特商团成员寄往撒马尔罕。信札中提及的商品包括布匹、胡椒、酒、樟脑等。信中还特别提到，他们要把麝香从敦煌运往撒马尔罕。

到唐朝时，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愈加频繁。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来自撒马尔罕的使者到达长安城，献上“大如鹅卵，其色如金”的黄桃，被人们赞誉为“撒马尔罕的金桃”，成为古代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的著名例证。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

据史书记载，得献金桃后，皇帝“诏令植之于囿苑”，这说明当时长安城里有很多人都在专门从事移栽嫁接外来植物的工作。而随粟特商人沿丝路而来的种子，也从此扎根在中原大地。

除了植物，当时长安城里贵族青睐的猎豹、杨贵妃怀里的康国猧子，甚至能歌善舞的胡姬，都是由粟特人转运而来。

当时，朝廷会给这些频繁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人颁发一种名为“过所”的文书，其作用性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商务签证或通行证。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过所案卷

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批汉字文书，其中就包含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瓜州都督府（在今酒泉）颁发给西州（今吐鲁番）游击将军粟特人石染典的“过所”。

从这张“通行证”上看，这位“石将军”带着随从康禄山、石怒忿和家奴穆多地，经过悬泉、常乐、苦水等多处，抵达敦煌。但是，这次远行，并非将军出征，而是为了做生意。

在敦煌，石染典需要通过汉字文书向官府呈报他们所携带的货品、牲口数量，再在市场进行交易。而同时出土的《买马契》和《往伊州市易事牒》则证明他在敦煌的市场内，从另一位粟特商人手中购买了一匹马。之后，石染典的商团将带着更多的货品继续前行，去往伊州（今哈密）进行贸易。

丝路上的“共享骆驼”

“代购”书信中的“元”，生活在敦煌悬泉置。西汉武帝时，这里便已是丝路上的重要驿站。

近百年来，这里出土了1.5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一次康居国使团向汉朝进贡骆驼的过程。



《康居王使者册》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当时，西域各国向汉朝遣使进贡，中央政府要求沿途官员认真接待这些西域使团，并在他们入关时与使臣一起对贡品进行核验登记。骆驼是丝路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其价值一直不低。因此，检验流程和规范变得十分精细。

在新疆出土的魏晋时期佉卢文残卷里，有马匹、骆驼、骡子、葡萄酒等货物的交易记录。从中可知，当时于阗地区市场上的物价大概是：长达6米的精致地毯，值金钱一枚；两头骡子的价格，可以买到一匹三岁的马；而一匹骆驼加上一匹马，可以换回40匹绢。由此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价格高昂，骆驼、马匹次之。

由于骆驼价贵，很多人买不起或用不着常备，丝绸之路上便有了租用骆驼的行当，供难得远行的人使用，类似今天的“租车行”或“共享单车”。



在敦煌写本中，就有一些《雇驼契》。其中一份说的是，公元931年，董善通、张善保二人要去一趟京城，但因为他们“欠少驼畜”，便只能从驼主刘达子手上雇佣“十岁黄骆驼一头”。双方约定的租赁价，是生绢六匹、楼机绫一匹。楼机绫是用多层纺机编织而成的高级丝织品，常作为达官贵人的衣料、官员僧侣间的礼品。这说明直到10世纪，驼价依旧坚挺。

前文提道，汉代朝廷要求丝路上的官员招待西域使者。这些开销则被摊派到了沿途驿站、关塞的普通官吏头上了。

1973年，甘肃省肩水金关遗址内出土过一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记录了一次汉代肩水金关官吏均摊招待费的事。其中提道，使者一行人来到边塞，食用粱米八斗、粢米三石、羊两头，饮酒二石，盐、豉各一斗，一共花费1470钱；肩水金关共有吏27名，每人均摊55钱。研究表明，这次分摊发生在西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这或许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餐费“AA制”记录了。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

不过，这些分摊可能加重了基层官吏的经济负担。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七月俸禄用六百钱”的记载，这是汉代边塞下级官吏的薪资，而均摊一次招待就要花费“五十五钱”，对于基层官吏而言，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从汉到唐，不管是粟特商人在丝路上经商，还是西域使团前来朝贡，都要由官员一路核验货物、发放通行证，其实都是中央王朝重视商贸活动、力保贸易畅通、履行经贸管理职能的表现。

另外，除了军事驻防、戍边治理，诸如外事接待、关口查验等职责，也都落到众多西北边塞的官吏身上，事无巨细的尺牍文书，也将他们和千里之外的中央朝廷紧密联系了起来。

两大钱币体系的交融

不论代购鞋子、分摊餐费，还是购买马匹、租赁骆驼，都要用到货币。在丝绸之路上，除了绢帛等丝织品可以用来充当等价物外，金属钱币也很早就参与了进来。

古代世界欧亚大陆主要有两大货币体系，即中国货币体系和希腊货币体系。而这两种体系之间的交流互通，正得益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比如，新疆和田地区发现有30多枚外国货币，其特征十分明显：图案为马或骆驼，铭文为希腊文和佉卢文，这是典型的。后来，和田地区还出现过汉佉二体铭文钱，就是受到这种外来钱币的影响，只是把希腊文改成汉字而已。



贵霜王朝的“威玛•伽德菲塞斯铜币”

1897年，俄国人在我国新疆发现了东罗马帝国的银币。从那时起到现在，新疆、宁夏、山西、陕西等地已经出土了近百枚东罗马钱币。而在远隔万里的广东遂溪边湾村，也发现了20枚波斯银币。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的著名古城遗迹，曾经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首都。 新华社 徐俨俨摄

这些外国金银币，主要是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或遗迹中发现的。其中，部分金币上有钻孔，表明它们并非现实中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饰品，缀在衣物上随葬的。

吐鲁番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中，就提到随葬品中有“铜钱”“手中铜钱”等，即指死者手中握着传统的铜钱入葬。而高昌地区发现的《衣物疏》里还提到“金钱”“白银钱”，这分别指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银币。可见新疆地区的先民在下葬时使用了来自东西方两大货币体系的钱币。

除了古代世界最通行的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之外，黄金也备受古今喜爱。

1978年，阿富汗与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北部西巴尔罕地区发掘了一批贵霜帝国墓葬。因为出土的黄金饰品就多至两万余件，这里又被称为“黄金之丘”。



“黄金之丘”的发掘现场 原载于《读书》杂志

而在黄金之丘宝藏中，不仅能发现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的遗存，还有一面铸有汉字铭文的铜镜。与之形制相同的这种汉代铜镜，广泛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西到乌兹别克斯坦、北到西伯利亚、东到日本福冈，都有发现。在这些地方，人们都和中原的汉人一样，把它当作日常用品。各地的人们都如此喜爱它，常常将之带入墓葬。

广袤的欧亚大陆，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互通有无变得更加便捷，货币流通与文明传播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在这条千年的贸易之路和消费之路上，商贾、驼队络绎不绝，货物、王朝不停更迭，但不变的是人们对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不懈追求，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持续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