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仁郁／平反信福，讓司法轉骨──《流氓王信福》推薦序

《流氓王信福》不僅是一個司法個案，更是一段被埋沒的臺灣史。在這樁疑點重重的死刑案背後，不僅有王信福這個小人物的生命史；有戒嚴時代《檢肅流氓條例》與整個臺灣流氓管訓、強迫勞動的人權黑歷史； 更有跨越時代的不當審訊與判決。張娟芬長期耕耘死刑、司法議題。在《流氓王信福》中，她既抽絲剝繭深入疑案，微觀地寫出了一個底層小人物在司法中遭遇的不公；更宏觀地再現了時代與社會背景，令我們看見戒嚴歷史荒謬殘酷的一面。（編按）

文／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兼任委員）

為什麼要為流氓寫一本書？尤其是一個被捲入殺人案的流氓？

天下不幸之人何其多，流氓王信福不幸福，究竟干你我何事？

司法迫害？這種事多半發生在素行不良的人身上吧，不是都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為何要花力氣替這種人伸張正義？

有太多的理由，教人選擇省下精力呵護一己之命，把安於現狀包裝成智慧。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是聖賢書裡的教誨，是距離人間億萬光年的烏托邦。然而，總有幾株異卉奇葩，過度敏於現實的千瘡百孔，學不會視而不見，唯有上戰場拚搏才能繼續活著。世界之所以能一分一寸往前，是靠著這些思考、行動、意志異於常人，不顧一切冒險走在群體最前緣的少數。張娟芬就是這一種。

對於以功成名就、坐擁財富做為幸福指標的主流社會而言，王信福歹命的遭遇，可能只是用來警告小孩不要誤入歧途的負面範例，連掬一把同情之淚都要看場合。對於民主化後搖著人權法治大旗，力求與舊政治勢力做出區隔，卻仍不免被選票左右心意的政治人物來說，王信福案雖然滲著舊政權時期司法迫害的氣味，但有罪推定的司法慣性在政權輪替後並未走入歷史，掀開這個腐臭的坑，可能惹得自己一身腥。而面臨升等壓力的學者，即使司法不公該是不可迴避的研究課題，但透過一件撲朔迷離、死無對證的冤案來描繪司法體制的敗象，恐怕冒著被批妄以個案全面評價司法的風險，除了被質疑不夠客觀中立、欠缺學術價值，還可能因此得罪圈內人，不利於職涯發展。

大概也只有張娟芬，會這麼義無反顧又底氣十足地寫了。這不是她第一次跳進揭發司法弊端的坑。說她用文字救命一點都不為過。《無彩青春》和《十三姨KTV殺人事件》，都是寫於蘇建和與鄭性澤遭司法草率處以極刑，長年申冤無門，命懸一線之時。

在如庖丁解牛般，俐落切開這起死刑冤案的層層肌理之前，張娟芬先讓我們看見王信福這個人。畢竟，看見人，是一切的出發點。我們看見一個鑲著珊瑚球假眼珠的滄桑中年人，亡命天涯十餘年後返鄉治病，同時等著束手就擒。我們看見臺灣二戰後一個渴望擺脫窮苦的底層家庭，一位困厄中擠出盼望面向未來的母親，三個前途茫茫的兄弟，一個乖巧伶俐不離不棄的小妹。鏡頭停在一名飄撇ㄝ青少年身上，臉上堆著恣意逍遙的笑容，尚不知以命運之神姿態現身的臺灣司法，將要開他一整個地獄系列的玩笑。就在壯年信福安身立命的願景發生無可挽回的土石流之際，我們瞥見他懷孕女友的倩影。這一對讓他下定決心「改邪歸正」好好過日子的母子，亦將旋即被冤案巨浪捲離原本的生命軌跡。

　　曾經，在少年王信福有機會為自己的生命做選擇之前，在他真正步入江湖之前，臺灣戒嚴時代的執法者已迫不及待幫他貼上流氓的標籤。那是一個留長髮，穿花襯衫，暢快夜遊，就可以被警察依違警罰法抓到派出所，強行剃頭、教訓、拘留的年代。少年不打算屈從就範，但每一次試圖逃脫執法者的無理箝制，逃的動作本身，便倒果為因地成為誣指有理的證據。於是，標籤黏得更緊，緊到嵌進骨肉裡。

　　至此，體制成功地將青年形塑成社會唾棄的壞份子，一名連同山壁一起被炸掉也死不足惜的管訓重犯。「被流氓」的王信福，在老 蔣總統的旨意下，跟其他受保安處分的管訓犯一同被壓著去炸山開路，彷彿他必須用一種贖罪的姿態，證明自己生命僅存的價值。一日，將獄友屍體抬離現場後，他再次試圖逃離國家魔掌，顧不得罪加一等。讀到這裡，你以為這已經夠冤枉，但跟後來被誣陷唆使開槍殺人的情節比起來，這不過是個開場。

　　隨著章節推進，張娟芬像是拿著解剖刀和雷射光筆驗屍般，逐一切開、揭示王信福死刑冤案的病灶。要做到如此細緻的「證據結構分析」，勢必得埋首卷宗，從頭到尾熟讀、比對不知多少遍，好檢視當年法官推定出王信福教唆殺人的心證，是否基於具可信度的各項證據所建構出的嚴謹推論。這原本是經手此案的法官們理應做，但終究沒有做的工作。

　　同一證人說法前後不一致，證詞有被污染的痕跡；有證人在法庭上翻供，申訴偵訊過程中被刑求，法官不予理會；不同證人的說法兜不起來，有串供嫌疑的證詞反被採用；最有殺人動機的嫌疑人迅速地被定位成次要共犯；受教唆殺人者之父作證，該嫌疑人承諾將以重金供養並賄賂贖人，庭上繼續推定王信福教唆；除了極可能被污染的口供，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王信福殺人或教唆殺人；欲重啟調查、釐清案情的法官，遭到更換……。卷宗裡，大剌剌地袒露著令人咋舌的司法怠惰、甚至不法作為的痕跡。但得有人願意花時間和精力，以明晰之眼、巧捷之手，一一梳理出織構成這齣荒謬悲劇的線索。然而，備齊法律知識，俠義心腸，不懼報復之膽識，仍不足以平冤，還得發揮組織、分析、敘事與教學的才能，始可手把手地帶著讀者，一步步揭穿看似洋洋灑灑、義正嚴詞的判決內容，實際上如「牙籤支撐大廈」般不堪一擊。

　　如此荒謬歪斜的司法審判文化，臺灣與它共處了將近半個世紀，而且尚未終結。藉著剖析王信福案，張娟芬揭發的遠遠不止是單一司法冤案，她同時直指二戰後的臺灣司法體系，直到解嚴前，實質上淪為威權統治者及以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為首的國安與情治體系的附庸。流氓王信福的遭遇，闡明了仰仗軍權，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的威權政體，如何將人民的生死玩弄於股掌間。一紙沒有法源的〈臺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賦予保安司令部無限上綱的權力，等同納司法、治安機關為其下屬，允許執法者把王信福，及其他被認定為「不務正業」、「擾亂治安」、「遊蕩懶惰邪僻成性」者，都「合法」地變成流氓。正如威權統治者頒布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和〈懲治叛亂條例〉，亦曾利用模糊化犯罪構成要件、恣意擴張解釋空間的手法，把主政者厭惡、懷疑的人們有罪推定成「匪諜」或「叛亂犯」，不經正當審判程序，逕送軍法嚴懲。彼時，人身自由與性命安危最大的威脅，來自政府。

　　儘管王信福並非嚴格定義下的政治受難者，他所遭受的行政不法和司法不公，與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公平審判原則的政治性冤案，卻有著如出一轍的特徵：有罪推定，疲勞訊問，刑求逼供，光憑口供認定事實，罔顧被告辯護權及受刑人基本人權，以教誨訓導之名行人格污衊之實，剝削受刑人勞動力等。即使是以刑事訴訟法「史前時代」職權主義的觀點來看（檢察官應該替國家好好進行案件調查），這些弊病都不是程序瑕疵可一語帶過；而進入「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歷史時期」之後，仍然沒有一位法官能夠匡正這份令司法蒙羞的判決。是以，王信福案做為自威權統治時期續存至今的「司法活化石」，見證著解嚴逾三十年後，臺灣司法仍未全然脫除威權的基因與文化。

　　司法改革刻不容緩，但人民普遍對冤獄平反無感是真。以命抵命的應報式鄉民正義仍甚囂塵上。在大眾心目中，司法的形象仍難脫虎頭鍘式替天行道、坐擁財富權力者自保工具，這類極化又疲弱的想像。至於審判過程是否公正嚴謹，被告是否受無罪推定原則及各項國際人權公約保護，往往並非大眾最關切的事。搖擺不定的主政者，順勢就把人民心之所趨當成延遲改革的藉口。然而，繼承威權遺緒的豈止司法，今天生活在臺灣民主社會中的許多人們，之所以如此漠視自身與國家司法體制間的關聯，誤解自己在這星羅棋布的規訓權力關係網絡中的角色和位置，正是威權遺緒的效應之一。

　　《流氓王信福》宛若寒冬煦陽、久旱甘霖，它對司法威權負面遺產的批判，伴隨著積極而明確的改革指引，為臺灣司法的轉骨重新注入希望。如今白髮蒼蒼的王信福，及其他正在承受司法不公的人們，不論他們過去因何墮入冤案深淵，未來他們的命運能否翻轉，不僅掌握在專業司法工作者的手裡，更取決於同為想像共同體成員的你我，是否願意參與、陪伴司法的民主化。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之《流氓王信福》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