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芭比》非法熱映中：用「盜版文化」反抗政府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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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烏戰爭爆發，許多美國片商暫停在俄國上映電影，如今已一年有餘。然而，俄羅斯電影院照常放映好萊塢大片，最熱門的《阿凡達：水之道》2023年1月開始在俄國播映，票房甚至高達上億盧布。但這些電影並非經由俄國代理商或美商在俄國的分公司合法發行及放映，而是盜版賣家私下與俄國電影院接洽，儘管大型連鎖影城並不參與，但全俄國仍有約三成的電影院放映盜版好萊塢大片。

儘管俄國觀眾未能跟上「芭比海默」的風潮，但隨著《芭比》在各國開出亮麗票房，也使得俄國觀眾越來越期待觀賞，目前俄國電影院陸續放映盜版《芭比》，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葉卡捷琳堡、下諾夫哥羅德等城市的電影院都可以看到預售資訊。部分已經從非法管道觀影的觀眾認為其「女權意識」過於強烈，也有觀眾關注本片與打造芭比娃娃「美泰兒」公司的合作關係；而業界人士則聚焦討論俄國女性導演拍攝商業大片的可能性。

部份電影院預計於九月首映，但屆時可能因尚未能收到畫質較好的片源而推遲。針對這個現象，俄國文化部向《塔斯社》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關《芭比》與《奧本海默》發行許可證的申請，甚至表示這兩部片不符合俄羅斯的「傳統精神和道德價值觀」，因此反對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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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電影院如何非法放映電影？

蘇聯解體後，俄國銀幕向西方開放，好萊塢大片逐漸佔據俄國銀幕，能夠擠進年度票房前十名的國片寥寥可數。因此好萊塢大片因西方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拒絕在俄國上映，對俄羅斯的發行商、電影院影響劇烈。今年年初，俄國電影院迎來一份新年賀禮——《大耳查布》真人版電影，該片連連打破開片首三日、國片、俄國影史票房紀錄，一舉超越《阿凡達》在俄羅斯高懸12年的35億盧布票房，最終以近68億盧布（約22.75億台幣）作收。

然而，當俄國電影界在經歷大半年票房凜冬，終於迎來一波春雨之際，亦持續藉著各種「非正式」、「非法」途徑賺取好萊塢大片的票房營收，眼見定檔日似乎遙遙無期，俄國電影院也發展出幾種非法放映的方式：

（1）短片與盜版好萊塢電影聯映，以包裹販賣的方式，讓觀眾得以用購買短片電影票的名目，一併觀賞好萊塢電影；

（2）出售講座門票，並附送放映盜版好萊塢電影；

（3）電影院或連鎖影城註冊一個新的法人實體，以出售好萊塢電影票券。

第一、二種方式仍可以被計入俄國電影基金會的「統一自動化資訊系統」，俗稱灰色票房；第三種則無法被電影基金會採計，被稱為黑色票房。根據Proficinema的資料，2023年上半年的灰色票房高達21億盧（約7億台幣），黑色票房則粗估約有30億盧布（約10億台幣）。

這些盜版好萊塢電影片源通常來自與俄羅斯友好的獨立國協國家，賣家透過Telegram聯繫俄羅斯各地的電影院業者，例如2022年上映的《黑豹2：瓦干達萬歲》、《黑亞當》等電影即是如此被搬上俄羅斯大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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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好萊塢的離開拖得越長，盜版片源的品質也越來越高，俄羅斯電影院與獨立國協國家的盜版供應商的關係也變得穩定，交易盡可能與熟識的買、賣家進行，而影響成交價格的因素則包括2D或3D、與國際發行時間的間隔、國際評價等，例如慘賠的《巴比倫》就對俄國電影院業者沒有太大吸引力。

好萊塢電影對俄國電影市場的宰制力不僅影響電影院，更影響了俄羅斯串流平台的訂閱數。由於部分美國電影、影集授權期限到期，且不再續約，使得俄國本土串流平台上的美國電影越來越少，造成一定程度的訂戶流失。而因Netflix與俄國本土串流平台的訂戶輪廓差異不小，Netflix暫停在俄國營運後，訂戶轉移至其他本土串流平台的數量也有限。

實體放映方面，俄國電影院自2022年4月開始重映蘇聯經典電影、近兩年的新片，以及放映印度、韓國電影救市，但這都比不過放映盜版好萊塢大片的收益。儘管文化部和電影基金會聲明反對盜版放映，部份電影院也因而受到處罰，但並非所有違法的電影院皆受到罰款，且即使大型連鎖影城不加入放映盜版電影的行列，《阿凡達：水之道》等大片的驚人票房，也讓捍衛版權的聲量減弱。

近一年半以來，不斷有俄國電影院業者發出公開信，要求俄國政府許可電影院可以在未經版權擁有者同意的情況下，自行放映來自「不友善國家」的電影，甚至擴及其他創作產品的使用，如：音樂、文學、應用程式等等。亦有杜馬（下議院）議員提出相關的強制許可草案，但引起了網路、圖書、影視界反對，惟恐造成盜版猖獗，大眾養成免費取得的習慣，長期下來對俄羅斯的相關產業有害無益，更將使得外國影視越來越不願意進入俄國市場，並削弱俄國藝文工作者與外國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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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文化其來有自

美國電影拒絕在俄國上映並非新聞，早在1991年，美國電影協會就曾因為蘇聯盜版問題嚴峻，禁止大公司出口電影到蘇聯。蘇聯時期的盜版問題曾被歸咎至經濟、法律層面，人均收入、不健全的法律制度都可能使得盜版猖獗，但亦有論者認為蘇聯時期的盜版問題是種「文化現象」。

蘇聯時期嚴控意識形態，並透過各種文化產業來形塑「蘇聯人」與「蘇聯文化」，試圖為歧異性極高的族群、文化組成找到一個共同出口。所有的文化產業都有特定的主管機關來指導、審查，文化部負責視覺藝術、博物館和紀念碑，國家出版委員會主管圖書和出版，國家電影委員會主責電影、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管理電視和廣播領域。

所有媒體和文化產業皆為國有，受到官方審查，創作者若未能加入協會便很難獲得資源，蘇聯政府同時掌握了創作端與消費端，以低廉的價格促使最多數的人民可以取得文化產品，並同時排除了在其認可的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化創作，對國內外的文化內容進行審查與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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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限制使得蘇聯人民僅能以非法的管道接觸被禁止或未經授權的文化產品，如走私非法錄影帶、唱片，私下收聽國際廣播電台等等，這些活動／行為表達了與官方背道而馳的意識形態，以消費、使用、接近西方音樂、影視、書籍的方式，表達其政治立場。這些消費者也成為了另類的生產者，避開審查手段的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避開蘇聯版權法規的境外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非法拷貝及錄音帶（магнитиздат）相應而生。盜版作為一種具政治意味的行動，成為蘇聯人民試圖顛覆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的表現。

蘇聯解體後，合法進入俄國的西方文化產品與過往的盜版產品重疊，俄國政府亦曾為打擊盜版做出相應努力——1993年通過第一部版權法，1995年加入《伯恩公約》，1996年確立侵犯版權之刑事責任，近年雖法規越趨完善，但成效不彰。與此同時，俄國部分民眾也擔憂政府藉由「打擊盜版」之名，行控制言論自由之實。

台灣的電影院映前必定會秀出禁止拍照、錄音、錄影的警語，大片上映時影城人員更會嚴加取締，但在俄國這樣的觀念並沒有受到太大重視。儘管近年來俄國社會版權意識逐漸提高，但好萊塢大片撤出，俄國與西方關係惡化，再再加劇了俄羅斯盜版橫行的狀況。過往盜版代表著自由與民主，蘊含反抗政府箝制的意味，甚至在蘇聯解體後成為某種「文化遺產」，卻也成了現今版權意識不彰的溫床，過去的反抗行動如今弔詭地成為反西方與親西方的雙重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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