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原爆的新聞人（中）漠視人間煉獄的「新聞審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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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文告　　

8月6日上午，第一枚原子彈投落廣島後，各報社接獲通知：總統要於11點發佈一項重要聲明文告。白宮記者已經很熟悉這類通知，因此沒有特別重視，但當總統的新聞秘書站起來，宣讀最初幾句話，讀到「超過兩萬噸黃色炸藥的威力」時，記者們立刻意識到情況不同，爭相往出口的長桌推擠，以便拿到新聞稿，而後又搶用電話向報社報稿。新聞界對這個訊息很是震驚，幾乎都以全版報導回應其重要性。

然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廣島，儘管城市接近毀滅，死傷遍野，日本國內也只有《朝日新聞》在版面一角，以簡單的字句揭露前一日的重大事件：「燃燒的廣島」、「看起來似乎受到一些傷害」——如此輕描淡寫的原因，除了在第一時間日本政府與媒體皆無法確定傷害規模以及事件真相，也是因為處在日本戰時新聞審檢制度下，為了不影響國民的戰鬥意志，受害情況必須從簡處理。

因此，就連美國白宮的聲明也未見報端。日本官房長官迫水久常之所以明白那是一枚原子彈，還是同盟通信社收到白宮聲明，打電話來向他報告的。但即使他與外務大臣東鄉茂德都認為這是終結戰爭的好時機，軍方仍不為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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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真相：GHQ的「審檢制度」

而杜魯門從照片中見到廣島原爆後的慘狀，並非無動於衷，但依然決定準備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在此之前，美方印製了1,600萬份傳單提醒日本人民：美國擁有摧毀性炸彈，若有存疑，可以去瞭解廣島情況，並要求疏散撤離。

但美國傳單還沒散發，日本媒體即先行警告：《日本日報》表示敵方為了盡快結束戰爭，使用了威力空前無比的新式炸彈，並以〈違反人道精神的道德暴行〉的社論標題大肆批評。

恰巧就在美國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當日（8月9日），《朝日新聞》也針對美軍使用「新型爆彈」進行非人道復仇，提出批評；兩天後，亦即8月11日，再以「慘虐」二字作為原爆事件的形容，但原爆實際造成的傷害與災害影響，仍無法從報導中獲得。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朝日新聞》控訴連連，長崎原爆的新聞仍未見諸報端。遲至事件發生第三天，亦即8月12日，才有訊息揭露，一樣寥寥數語：「（受害的情況） 預計相對小」。

直至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政府對於廣島、長崎的報導限制才算解禁，然不幸的是，伴隨美國召降與佔領而來的，是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在日本實施的審檢制度──原爆現場的實況及其影響的議題，再次被打入新聞禁區。

GHQ於日本實施的審檢制度，起於1945年9月，終於1949年9月。最初僅是9月10日駐日盟軍總司令（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發佈SCAPIN-16：防止透過報刊、無線電廣播或其他出版方式傳播不符合事實或擾亂社會安寧的新聞，然而此令也明確表示「應當對言論自由施行最小的限制」，亦即，只要言論是表達真實，不妨礙公共治安即可。然而，《朝日新聞》卻在此令之下，因9月15日、9月17日的兩則新聞，遭到禁止營業的處罰──其中一則新聞，即是日本政治人物鳩山一郎對於美國使用原子彈的批判。

《朝日新聞》於9月18日遭罰，隔日，駐日盟軍總司令發佈SCAPIN-33，正式實施「出版檢閱制度」（プレス・コード），規定：不得對同盟國、佔領（美）軍批判，也不能引起人們對他們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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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審檢制度的機關為民間審閱隊（the 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 ，CCD），此組織隸屬負責情報的參謀二部（G2）之下，其任務是對日本國內各類媒體形式與藝文內容就禁止原則與要點進行審查。關於原爆的報導，自是其中一部份──直至1952年，美軍佔領結束，一般國民才有機會看到有關廣島與長崎的災難照片展示，歷史學家約翰‧道爾（John Dawer）即表示：正因如此，唯一的核戰爭體驗國的國民，在核時代的早期歲月裡，比起其他國家的人民對原爆的後果更為無知，也更少有自由公開討論他們的機會。

儘管，對同盟國來說，日本如此是自作自受──1945年9月，隨著戰時新聞限制解除以及戰俘營的解放，日軍對於盟軍戰俘的非人道對待成為輿論焦點，也激起了西方的憤慨。戰爭成敗左右了是非對錯的選邊，儘管美國創造了一個可怕的怪物，一夕之間奪去超過十萬人的生命，還有更多人性命危在旦夕，但這樣的事實與真相，在這戰爭結束、急忙算帳的朦昧時刻，似乎不會成為桌上議論的卡牌之一。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追查真相、報導事實，自是他們的職責。然而，當日本總督麥克阿瑟出席東京灣受降儀式，跟著盟軍一起進入日本的記者們，卻選擇相信盟軍的說法而不跨出東京——因為海陸轟炸，日本本土交通線斷，出入東京很是困難；但即使盟軍不這麼說，這數百名記者仍然會服膺於當時的主流新聞判斷，留在密蘇里號戰艦上報導日本正式投降。

唯有兩名記者例外，澳洲記者威爾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即是其一。他聽聞廣島原爆的消息時，便很想親赴現場採訪，於是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先遣隊一起在東京灣的橫須賀登陸（比盟軍還早上幾天），到達東京後，再想方設法前往廣島。這時，他身上只有七天分的口糧、一台打字機與一把黑雨傘。儘管曾被警察拘捕、懷疑，但經警察局長引導，伯切特才能前往收容原爆患者的醫院採訪，並坐在距離震源不遠處的碎石上用破舊的 Baby Hermes 打字機寫出自己的見聞，最後在日本記者中村的協助下，以摩斯密碼的方式向通訊社發出一千餘字的報導。

伯切特的這則題為〈原子瘟疫〉（The Atomic Plague）的報導，幾經波折，才讓審檢員放水通過，得以原封不動於9月5日倫敦《每日快報》頭版上刊登。這文章曾被視為第一篇廣島原爆的現場報導，·伯切特也因此成為談述原子彈輻射與放射性落塵影響的第一位記者（後被證明並非第一篇也非第一人，將於下一篇文章詳述）──

伯切特除了描述廣島市內的慘況、提到放射線對土壤與環境的影響外，也在原爆收容所探查，並採訪醫生後，描述放射線對人體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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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強調的是，威廉‧勞倫斯亦於同一天（9月5日）於《紐約時報》發表的報導，僅只是強調廣島受到的破壞，以及橫屍遍野，每日死亡百人的慘況——如前文所述，威廉‧勞倫斯與軍方合作了半年，是原子彈的見證者，卻遲至9月，才發出他個人的第一篇原爆報導。

伯切特抵達廣島時，新聞審檢制度還未實施，報導發佈後，便引起美國高層的憤怒。9月7日，他才剛抵達東京，便發現美國官員在帝國飯店舉行記者會反駁他的報導，他穿著邋遢前往現場，與未曾到訪廣島的官員們對質。

「恐怕你已經成為日本政治宣傳的犧牲品了。」曼哈頓計畫副指揮官法雷爾准將說完，坐了下來，記者會結束，走路跌跌撞撞的伯切特也被送到醫院。他的白血球濃度低於正常值。

隔日，《泰晤士報》以頭版文章反駁伯切特提及之輻射致死問題：「日本人繼續他們的宣傳，旨在創造我方勝之不武的印象，從而試圖為自己製造同情。… 因此，一開始，日本人描述的『症狀』聽起來就不真實。」此文作者即為威廉‧勞倫斯，他引用日本放射科醫師的說法後，強調在原爆後，日本的核科學家與放射線專家就已到廣島進行採驗，但美國專家尚未進入研究，因此，當下只會有日方專家的說法。威廉‧勞倫斯在此時，仍是美方的喉舌。

此外，就在伯切特報導見報這一週內，曼哈頓計畫高層多次公開抨擊輻射危害人體的說法，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將與其副手法雷爾准將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聲明，同樣是將伯切特的報導歸為「日本宣傳」，斷然否認原爆會在人體殘留輻射副作用。

伯切特的報導就如此被邊緣化，但他的險路並未因此到達終點：就醫期間，相機不翼而飛——內有廣島現場與受害者的照片——他的入境採訪證也被撤銷，遭到驅逐出境。儘管與他一起在太平洋戰爭中相處的海軍朋友介入並改變了這個決策，伯切特依然離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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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報導：「X病」

也是在這個時間，美方組了一個包含廣播電台、通訊社及紐約時報在內的記者團前往廣島「快閃」採訪，當他們於9月3日抵達廣島時，看到伯切特還很驚訝，想著自己的「獨家」就如此沒了，但也沒有深入採訪，就迅速離開這座城市。而伯切特的報導見報後，GHQ便開始禁止同盟國記者進入日本採訪，並限制核話題的討論。而審檢制度也於此際於日本境內開展。

新聞工作者的國族身份，對其報導原爆的角度與立場，是否有所影響？從伯切特與勞倫斯兩個不同國籍身份的記者身上，似乎難以得到充分驗證，更別說勞倫斯從一開始的立足點就與他人不同，幸運的是，還有一個美國記者同樣對原爆現場深感興趣，幾乎與伯切特同時離開東京，目標則是長崎──即是《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喬治‧惠勒（George Weller）。

日本遭到原子彈轟炸時，喬治‧惠勒正在重慶。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美國陸軍行動，甚至因其戰爭報導而得到普立茲獎。在8月下旬，惠勒到達日本，在採訪完受降儀式後，即因關切原爆受難者的遭遇，便經由鹿兒島往長崎前進──此前，他已知道有劇團演員因廣島原爆死亡的故事。彼時，長崎受到管制，惠勒只好偽裝成軍人的身份以突破重圍。與伯切特相同，惠勒亦發現了輻射的副作用，並以「X病」來描述它。

喬治‧惠勒每天可以寫完一到四篇的報導，但稿子都在通往東京的列車上遭日本憲兵攔截，送到美軍司令部主任檢閱官手上。而《芝加哥每日新聞》也未曾刊載。直至惠勒2002年去世後，家人發現他於長崎採訪的稿件，便將這五萬五千字稿件集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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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喬治‧惠勒與其家人認為，這是「麥克阿瑟」治下的審檢制度所為，但日本學者繁澤敦子卻指出，惠勒的稿子其實有順利通過日本審檢員的檢視，因為他當時們對於核輻射尚一無所知，真正扼殺長崎原爆現場報導的，是美國外部或自我的審檢機制。

「美國的軍隊與新聞，猶如一起撫育成長的兄弟關係。」美國傳播學者麥可斯．威尼（Michael S. Sweeney）從美國獨立戰爭的媒體耙梳指新聞史後指出，即使美國憲法保障新聞言論自由，但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都有新聞審檢的制度，即使沒有外在的制度限制，新聞媒體也有自我審撿的反應與壓力。他以珍珠港事件後記者的反應為例，「國內記者一部份出於愛國心，一部份不願背負違法的責任而服從自主審檢規定那樣，隨軍記者與讀者也不想要破壞與軍隊高官的感情，而自我審檢。」

喬治‧惠勒之子安東尼‧惠勒（Anthony Weller）在《首到長崎（First Into Nagasaki: The Censored Eyewitness Dispatches on Post-Atomic Japan and Its Prisoners of War）》中，列舉父親於1940年代對於審查制度的各種批判，不論是強調人們不想被愚弄，想要聽真相，或是在提到「所有審查都是為了宣傳」。而在1947年惠勒甚至以〈如何成為一個審檢員（How To Become A Censor）〉一文，批判審檢制度對於公眾知情的有害性：

他還提到自己認識的一個審查員在戰爭時期受到相關訓練，以便在日本投降之後能派上用場──這個身材高大精瘦的中校，將惠勒在長崎採訪書寫的成果一發又一發地打入黑暗中，當戰爭都已經結束，他仍將這份文件深鎖在「歸檔且遺忘」的上層抽屜裡，直到所有心血都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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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補充的是，儘管惠勒對長崎居民承受的痛苦印象深刻，並基於新聞記者的職責詳盡報導，但他從不對美國投擲原子彈的作法表示任何意見，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評論──事實上他對毀滅與浩劫的觀念隨著採訪的推進而不斷修正：一開始他接受的是官方的說法，後來見到美國戰俘又有不同的想法。

惠勒認為記者的任務是發現真相，然而美國人時常簡化政治，以致於要尋找情感上的、政治上的是非對錯，但這並非記者的工作。不過，對於長崎的經歷，惠勒始終感覺複雜，例如，他會在文章中誠實表達自己「雖感到遺憾，卻無後悔」的感受－－因為，日本軍隊在戰前戰後的毫無悔意令他惱火，他也替戰爭中死傷的無辜百姓叫屈。於是反問：若是日本先發明了原子彈，難道不會使用嗎？為何要叫嚷「不公平」？

話雖如此，惠勒仍認為一碼歸一碼，就算他是個美國人，也不會原諒麥克阿瑟與美國政府對於長崎民眾的忽視，在缺乏醫療援助的情況下，不該死去的人們死了。他在1984年的信中寫道：「每個將軍都想要名流千史，但麥克阿瑟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會不擇手段…『他的四年戰爭』竟是由兩顆於他毫不知情下準備、未經他指揮的炸彈轟炸而打贏，這件事讓他暴跳如雷，麥克阿瑟決定盡全力從歷史上消抹──或至少是藉由審查制度而弄得模糊不清──平民百姓深受輻射效應的重要人類教訓。」

伯切特的感受不同，但他對於歷史的教訓亦有其想像。他在1980年7月9日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上提到，在造訪廣島後，他感覺自己見到的二次大戰的最後時刻，將會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上百城市的命運。如果這還不會使一個記者朝正確的方向去形塑歷史，又有什麼能做到，或應該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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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慧儀、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