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軍誤殺僧侶事件：軍政府與緬甸僧伽「若即若離」的關係考驗

2024年6月19日，緬甸發生一起僧侶被軍政府殺害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憤怒。當天清晨，一群來自不同寺院的住持從仰光飛往曼德勒，參加緬甸第二大修道院Shwegyin Nikaya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這其中包括78歲受害僧侶穆寧德拉（Ashin Munindra，又名Sayadaw Bhaddanta Munindabhivamsa），他是Win Neinmitayon寺廟的住持，曾在緬甸國家僧伽委員會擔任國家戒律監督一職，該委員會是緬甸最高佛教機構。

穆寧德拉抵達曼德勒後，在駛離機場不遠處，便被附近的軍政府部隊以疑似載有反抗軍人士為由開槍射殺。由於子彈射入他的頭部，當場死亡。事件發生後，軍政府的官方媒體宣稱，這位僧侶是被反對派人民防衛力量（PDF）殺害，並聲稱人民防衛力量打算發動聖戰，因此有預謀地向僧侶開槍。軍方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反抗軍，掩蓋實際上是軍隊射殺僧侶的事實，同時希望能降低反抗軍的地方影響力。

但是，為數不多的目擊者之一古尼卡（Ashin Gunikar，又名Sayadaw Bhaddanta Gunikabhivamsa）在網路上詳細描述了當時情況。他指出，當時他的車輛在穆寧德拉後方，當軍方部隊人員意識到失誤時，便停止開槍，他因此逃過一劫。部隊人員表示，他們不知道車內乘客是僧侶，因為車窗是關著的，誤以為是敵方車輛。

自從3年多前奪取政權以來，緬甸軍方對人民實施了無數新規則，其中一條便是無論天氣狀況如何，駕駛時必須打開車窗，以便於軍政府排查。

古尼卡的澄清揭穿了軍方的謊言、削弱了軍方的信譽，軍政府因此面臨巨大輿論壓力。6月21日，軍方發言人佐敏吞少將（Zaw Min Tun）聲明，承認殺害穆寧德拉的兇手確實是來自軍政府。6月24日，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委派宗教事務與文化部部長Tin Oo Lwin前往已故僧侶的寺院宣讀了領導人的道歉函，可見軍政府對此事件高度重視並迅速道歉。

儘管有這些道歉和承諾，公眾對軍政府的信任並未恢復，然而這起事件是否會成為緬甸僧伽（Sangha，意指僧侶團體）上街抗議的轉折點？相比於1988年的民主運動和2007年的番紅花革命，2021年緬甸政變以來，僧伽並未有過大規模抗議行動。隨著2023年緬甸內戰進一步升級，軍政府與反抗軍之間的衝突愈發激烈，而在這個緊張時刻，僧侶被誤殺是否會使多數僧伽與軍政府的疏遠關係進一步惡化，或者樂觀而言，誤殺事件是否會成為僧伽積極參與政治的契機？

▌緬甸國家與佛教的交織

在主流佛教派別中，緬甸延續了上座部佛教（舊稱小乘佛教）的傳統教義。上座部佛教起源於佛陀涅槃後，被視為早期佛教的正統延續，尊奉巴利語經典三藏，當中包含佛陀的言教、僧伽戒律和教義深入分析，為佛教徒提供了完整的修行和理解佛法的指引，被認為是最接近佛陀原始教義的文本。現今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及中國雲南等地。

與大乘佛教相比，上座部佛教更專注於個人修行以達到解脫，強調修行者自身的修持和覺悟，而非如大乘佛教般，除了個人修行，也重視幫助眾生共同達到解脫。上部座佛教認為，即使其他眾生仍處於苦難中，只要信徒自身修成阿羅漢，便能徹底解脫人間煩惱與輪迴的束縛。此外，上座部佛教極為強調僧伽的角色，視其為修行的楷模和佛教修行的重要支柱，因此緬甸僧伽在該國佛教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

上座部佛教在緬甸的發源可追溯至公元3世紀左右，在蒲甘王朝（11至13世紀）達到興盛。隨著時間推移，上座部佛教逐漸滲透到緬甸社會和文化中，成為主要宗教信仰體系。緬甸佛教的政治化進程落在貢榜王朝（18至19世紀），當時，民眾以佛教為宗教生活的主要信條，統治者深諳利用佛教教義來強調其領導地位的神聖性，以此鞏固統治權威。

對僧伽而言，他們也樂於讓統治者賦予世俗政治更多的佛教意涵，並願意與君主合作，參與治國的討論。僧伽清楚認識到，儘管他們在宗教上保持獨立，但如果長期不與國家互動，且未獲得國家支持，將難以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也難以保護信徒免受政治暴力的侵害。

這種互惠關係存在於緬甸歷史的不同時期，無論是英殖民時期、後殖民時期，還是軍政府統治期間，掌權者都無法忽視佛教僧侶在緬甸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僧伽與國家始終保持緊密聯繫。

▌僧伽的社會角色與抵抗力量

其他地區的大眾可能會認為，佛教信徒不應該參與世俗事務、特別是政治活動，但這樣的觀點實際與上座部佛教的教義並不一致。上座部佛教教義包含 Dullabha 的概念，意指「人的生命」或「人身難得」，強調每個生命的稀有性和寶貴價值。更重要的是，教義允許對侵犯人權和尊嚴的行為進行反擊，以抵制任何對人性不公正的力量。正因如此，Dullabha 激發了信徒對社會變革和正義的追求，並成為緬甸僧伽參與社會行動和推動改革的重要依據。

僧伽作為反對政治暴力的重要力量，在1988年民主運動和2007年番紅花革命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兩次關鍵的抗議活動中，僧侶們都採用了非暴力抵抗的策略來對抗軍政府，其中一項行動是將缽倒置，象徵著拒絕接受軍方的施捨。對於上部座佛教徒來說，向僧侶施捨是積德行善的重要方式，而倒缽的行為意味著剝奪了人們積德的機會，無法完成修行，這無疑是對軍政府的強烈譴責。

此外，寺廟已成為緬甸鄉村和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社會機構，提供教育機會、主持宗教儀式，亦是民眾的精神支柱。這種深厚的社會聯繫賦予了僧伽在政治動員中強大的號召力。一旦傳出僧侶被軍方暴力對待或拘禁的消息，民眾便會強烈譴責軍方。譴責行為不僅出於對教義的捍衛，更因為民眾心中對僧侶有著非常強烈的情感依賴。

僧伽在緬甸社會中不僅擔任宗教領袖的角色，還肩負著政治先鋒的責任，而佛教則成為凝聚和團結民眾的力量，並且是權力博弈和抗爭的重要舞台。因此，國家與僧伽之間的衝突在於：宗教的影響力阻礙了當權者實現其政治願景的步伐。

▌2021年政變後的佛教立場轉變與分裂

緬甸僧伽與佛教看似擁有無可撼動的地位，但實際上，他們對政權的影響力卻可能不如預期。當前能夠與軍政府抗衡的力量，反而是遍布境內崛起的反抗軍。這也引發了疑問：為何在2021年軍事政變時，僧伽的表現比以往抗議行動更為沉默？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僧伽內部比以往更加分裂。

軍政府在歷次抗議的經驗教訓促使其不斷調整策略。自2007年番紅花革命以來，軍政府對寺院的監控越來越嚴密，特別針對曾參與或涉嫌煽動抗議的僧侶。2021年政變後，軍政府不僅延續這種監控，還透過經濟獎勵和寺廟翻修等手段拉攏僧伽的支持，尤其是向高僧捐款、授予頭銜，或提供良好醫療服務，這些策略成功削弱了僧伽的凝聚力。

此外，教義中的「佛教秩序觀」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佛教對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恐懼，使得僧伽更傾向於維護社會秩序，他們認為佛教在緬甸的地位需要穩固，處於有序的環境中，佛教才能持續繁榮。

敏昂萊將軍曾強調，軍政府是一個親佛教的政權，致力於保護上座部佛教，確保緬甸繼續成為上部座佛教實踐的核心地帶。軍方還透過多種公共行動表達對佛教的支持，例如在內比都建造一尊巨大坐佛雕像，其高度約24.7公尺，重達5000噸，佔地面積約92公頃。

反觀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則無法給予僧伽相同保證。民族團結政府推行更加多元、包容和民主的政策，試圖將宗教與政治分離，實現「不以宗教為基礎的政治制度」，意味著國家可能會削弱對佛教的保護。因此，僧伽更傾向於支持承諾保護佛教地位的軍政府統治。

緬甸國家僧伽委員會（State Sangha Maha Nayaka Committee，MaHaNa）作為國家的工具，是僧伽內部分裂的典型例子。MaHaNa由緬甸宗教事務和文化部任命，負責監督僧伽事務，並維護佛教的純潔性和正統性。MaHaNa在體制內擁有一定的影響力，自然與軍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高僧也因此得到相應的保障和利益。

然而，MaHaNa在實務操作中成效有限，其力量主要集中於佛法和佛教哲學的探討，而對實際的宗教生活影響甚微。由於這些高僧與軍政府的合作，使得MaHaNa與民眾之間的聯繫日益疏遠。導致無法有效影響地方寺廟與社會之間的日常互動，也難以動員民眾參與社會行動。更為嚴重的是，僧伽內部分裂的加劇導致一些僧侶選擇還俗，並參與到反抗軍的武裝鬥爭中。

儘管如此，MaHaNa仍曾試圖抵抗軍政府。2021年政變後的幾天內，MaHaNa首次公開反對軍政府，主席Bhaddanta Kumarabhivamsa以佛教寓言的方式批評軍政府的政變，以及對抗議者的暴力行為。然而Bhaddanta Kumarabhivamsa很快就遭到政治報復，被軍方軟禁，直至兩個月後才獲釋。

因此，儘管MaHaNa高層有意挑戰軍政府，但在強大政治壓力和僧伽內部分裂加劇的情況下，他們無法發揮應有的影響力，也無法有效統一立場或動員僧伽團結抵抗軍事政權，最終顯得無能為力。

僧侶穆寧德拉被軍政府誤殺的事件，無疑對僧伽與軍政府之間的關係造成了嚴重打擊，但要激起僧侶們強烈譴責，甚至發動大規模抗議，仍然十分困難。2021年後，僧伽在緬甸社會中的角色變得越發複雜且充滿挑戰。部分僧侶選擇與軍政府合作，利用這種關係來保護自身利益；另一些僧侶則積極反抗政權，追求民主和正義；還有些僧侶為了維持穩定，或避免被軍政府對付，選擇了不表態。

僧伽內部分裂令僧侶面對軍政府時更加沉默和被動，他們的傳統影響力在信徒面前也受到考驗。因此，儘管誤殺事件對僧伽造成衝擊，僧伽若是難以團結起來，或者找到可依靠的政權力量，對抗軍政府高壓統治的行動恐怕仍將難以實現。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