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堂／強權與國際法的兩難

在川普大幅衝擊既有國際規範，而拜登倡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又因加薩戰爭遭受嚴重質疑之後，美國外交政策應何去何從？核心問題是：國際法究竟能否約束強權、制止暴行，抑或只是被大國選擇性運用的政治工具？

研究國際法與歷史記憶的作家琳達・金斯特勒在《紐約時報》播客節目中接受埃茲拉・克萊因訪問指出，國際法不只是國際刑事法院、國際法院、聯合國及各種條約，也是一套規範國家行為的共同語言。它的理想，是以法律取代暴力與復仇；但由於缺乏真正的世界政府和強制執行力量，往往無法阻止戰爭。嚴格的法律構成要件雖有防止任意定罪之必要，卻也可能被交戰國利用，將嚴重傷害包裝成合乎軍事必要性的行動。

美國正面臨兩種相互衝突的權力願景：一種是川普式的「權力政治」，認為美國不應受國際機構束縛，可以憑實力與意志單邊行動；另一種則主張美國應嚴格遵守國際法，即使因此不能採取自認正當的行動，也必須接受約束。文章認為，毫無節制的強權未必能使美國更強大，反而可能使其誤判、孤立並走向衰敗；國際法的價值，恰在於約束超級強權最危險的衝動。

然而，美國長期以來選擇性對待國際法：支持國際刑事法院追究普亭，卻反對其調查美國人員及以色列領導人，甚至制裁法院法官。這種雙重標準，在加薩戰爭中尤其明顯。拜登政府一方面宣稱維護國際秩序，一方面提供武器並保護以色列，使美國被許多人視為暴行的共謀，也令民主黨內部對自由國際主義產生深刻分裂。

中國則正試圖填補美國弱化參與國際制度所留下的空間，藉由強調主權與領土完整來塑造國際法。但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及其他事務的立場，也顯示它同樣選擇性解釋主權原則。這說明國際法既可以約束權力，也可以成為權力的表達與競爭工具。

專訪進一步指出，國際法的作用可能不只在預防與懲罰，也在於確認歷史責任、保存集體記憶及補償受害者。即使法院不能阻止暴行，其裁決仍能確認法律責任，並深刻影響後世對事件的道德評價；但若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法院，便會忽略政治領導力的重要性。法律只能提供框架，不能取代政治人物作出艱難的道德判斷。

今日世界愈來愈由持久和平協議轉向停火、臨時安排與「沒有終點的戰爭」。在多極化、政治意願不足及大國競爭之下，烏克蘭與加薩即使停戰，也很可能只能得到不公正而脆弱的和平。國際法因此成為一個帶有悲劇性的領域：它承載崇高理想，卻只能透過不完善的制度加以落實。

結論是，美國不能簡單宣稱「回到規則」；過去由美國霸權支撐的自由國際秩序已難以恢復。未來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建立道德想像，把國際法轉化為可實際改善人民生活的制度，例如支持國際法院、補償受害者、建立損失登記及修復機制。

真正的改革方向，應是從抽象的法律程序走向「修復性政治」：不僅判定誰違法，更要彌補戰爭造成的創傷與裂痕。修復不能代替制止暴力，卻能使國際法在預防和懲罰失敗之後，仍對受害者產生實質意義。

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沒有權力的法律，也不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而是有能力執行的法律，以及願意接受法律節制的權力。（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