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過得好就該幫家裡…梅艷芳家庭故事揭「高功能女兒」悲歌

黑洞般的焦慮與索取──當給予變成勒索

焦慮如何被分配？家庭投射歷程

藝人曹西平曾說過：「家有藝人、全家廢人。」在演藝圈中，甚至在我們身邊也會聽到一些例子：家裡有個很會賺錢的「明星」，相對地，有其他會花費他的錢，甚至欠賭債或做生意失敗，總是會跟他伸手要錢的家人。

在梅艷芳的家中，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景：在外面呼風喚雨的天后，時常因家中母親與哥哥要錢而困擾、黯然神傷。

特別是在梅艷芳罹病後，決定將財產信託，讓母親跟哥哥不至於把它揮霍光，但卻也因此開啟了梅家長達多年的遺產官司。

看起來，其家人把梅艷芳當提款機，擁有無窮的欲望，像黑洞一樣。

但當這類事件不僅發生在梅艷芳的身上，而是許多藝人的家庭模板時，或許以Bowen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我們還能看出除了「家人貪婪」之外的端倪。

高功能與低功能的連動

如前文所述，當家庭分化程度較低，慢性焦慮便會長期存在於關係與互動。

焦慮無法被消化時，它會透過「家庭投射歷程」被重新分配。當某個孩子展現出較強的責任感與能力，他們往往會被推向高功能的位置。而家庭中的某些人，就會流向低功能的位置。

越有人撐住，越有人不用撐。

這種「過度高功能與過度低功能」，若不以系統觀點，很容易會被思考為「個人的特質」。

例如，許多在重男輕女家庭中長大的女性，甚至有「長女病」，且會延伸到工作、自己建立的家庭……都可能呈現這種「過度高功能」的「過度努力」現象，因此這種過度高功能，更容易被認為是一種系統特質。

但若檢視台灣文化中的家庭現象，會發現「高功能的女兒」與「低功能的兒子」，如同梅家這樣的樣板家庭，絕對不是單一例子，而是有些華人家庭的一種樣板，甚至是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決定的。

為什麼梅艷芳的母親選擇要求女兒撐住這個家，而不是兒子？

為什麼是女兒撐住，而不是兒子？

我想分享我的觀察，分析母親如何將內在的匱乏與社會的壓迫，分裂後投射到子女身上。

對兒子的「神聖化投射」：補償性的「全能感」與英雄夢

前文提到「重男輕女」這個觀念，也談到母親時常是這個「父權制度的執行者」。

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的重演，也就是通常會「重男輕女」的母親，自己可能也有遭遇「重男輕女」這個觀念的傷害，因而感受到一種無力感：

「只要我不是男性，我想要突破這些制度、觀念，都是不可能的。」

這種強大的壓力，很容易馴化一個人。

為了要被這個社會接納，那麼，必然要接受這個觀念與「遊戲規則」，然後，學著在這個遊戲中過得好。

於是，有些母親找到了方法。

當兒子「認同」全能感，反而會變成真正的無能者

她們生下兒子，握有「重男輕女」觀念中的「權力工具」。兒子才是「根」，是唯一可以拿回匱乏的方法：補償自己以前被虧待、沒有得到重視的那些經驗。

因此，這些母親將自己對權力、尊嚴的渴望，與「不被虧待、不被侵犯」的期待投射在兒子身上，從兒子身上滿足在制度上被剝奪權力的匱乏感。

因此，她溺愛、保護，甚至屏蔽掉現實中的所有挫折，讓兒子擁有「你什麼都不用做，你只要存在，就有價值」的對待。

而當兒子被賦予了「根」的象徵地位，即使在現實中無能，他在心理上仍被供奉為家族的英雄。

這種「溺愛」，本質上是為了緩解母親對父權地位缺失的焦慮。

遺憾的是，當兒子「認同」了這份全能感，他反而會變成真正的無能者。

因為他不需要發展功能來面對世界，他只需要「依附」在母親的投射裡。

而對母親來說，「只要兒子永遠像個需要我保護，卻又代表我尊嚴的嬰兒，我就能在這個家裡，透過『照顧根』來獲得存在感。」

兒子擔任母親的「親密需求出口」

除此之外，還包含了對親密感的需求。

當一個家庭失去了經濟重心，父親不在，母親除了要扛起經濟，還失去了在父權制度下可以倚靠、可以獲得親密感的對象。

這樣的家庭，必須面對內在的不穩定與外在的社會、生存壓力，自然是焦慮的。

而當家庭焦慮度升高，對「情緒融合」的需求就更高。

也就是說，當一個家庭本身焦慮程度高，對成員「必須要融入家庭、為家庭奉獻、和家庭其他人連結更高、不可以有自我」的程度要求就更高。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家庭，要求小孩必須要選擇父母能夠接受的工作、對象，甚至不能有自己的興趣或選擇。

當父母的焦慮越高，越難讓孩子能夠有按照自我想法、目標做決定的「基本自我」，而是會要求他們要與家庭同步。

這種同步，其實就是Bowen說的連結性的驅力。一旦家庭或系統的焦慮越高，「互相連結」就成為安撫內在焦慮時，常選擇的方法。

對於母親來說，失去了丈夫，一個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必須要面對「我不一樣」，甚至「不一定會被接納」的壓力。而兒子是她重新被父權制度接納的一個重要關鍵。

而這個兒子，可能做得到她做不到的，因為他是男性。於是，與這個男性有更深的羈絆與關係，可說是很合理的選擇，因為他代表的是「可能性」，包含「我的社會地位與我的未來」。

且身為男性，兒子在這樣的關係中，也時常擔任母親的「親密需求出口」。

當母親感覺無力時，為兒子打算、照顧兒子的需求，甚至溺愛、幫助兒子做到他想要的事情，那種感覺就像是「英雄培養」：「只有靠著我，我的兒子才能做到一些事。他不能沒有我。」

於是，母親可以在這樣的情緒融合與功能奉獻中，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能力、被肯定與自我價值，也可以在這樣「他不能沒有我」的關係中，感受到強烈的親密感。

對女兒的「工具化投射」：強迫的犧牲與受難自我的複寫

若母親多半也是這個制度觀念下的受害者，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既然妳受害，應該最清楚這種痛，為什麼還要把這個觀念複製到下一代？」

這就是「假自我」的問題：

「我以為世界就是這個規則，我從不知道原來我可以選擇。」

母親對自己作為女性被欺壓、必須做家務、提供功能來換取地位，即使認同這是社會規則，但仍憤怒，且覺得不公平。

因此，許多已被制度馴化的母親，帶著自己被這個社會虧待的不甘心，將自己經歷過的「必須勞動、被剝削、被忽視」的卑微感，通通丟給了女兒。

她理所當然地要求女兒支付「生存租金」，因為「女兒本來就是用來還債的」。

因此，這樣的母親可能對女兒的要求極其嚴苛，理所當然地要求女兒支付「生存租金」。

當女兒表現出疲累或想要主體性時，母親會觸發女兒的罪惡感。讓女兒覺得「如果不犧牲，我就是背叛了同樣痛苦的母親」。

為什麼要複製自己的痛苦在女兒身上？

因為，「我也是這樣，憑什麼妳不用？」

對於一直承擔家庭焦慮、分化較低的母親來說，如果女兒可以做出不同選擇，這種「不一樣」會映照出母親當年犧牲的「毫無意義」。

「我必須要用妳的相同選擇與痛苦，來印證當時我的選擇、我的痛苦，是有意義的，而不是『活該，我要選』。」

就像前面所提，高焦慮會讓我們想用「情緒融合」的方式安撫焦慮，對於因過往的痛苦而焦慮、懷疑自身的母親來說，為了維護尸母親內在世界的邏輯一致性，女兒必須痛苦，必須勞動，就跟自己一樣。

否則，「如果妳不苦，我就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那太寂寞了。

角色分配的好處──可以穩定焦慮的系統

如果我們只思考「對錯」，有時無法看清：這個系統怎麼分配角色給不同的人。

回到當時的傳統家庭，這樣的角色分配獲得的好處，就是可以穩定一個焦慮、資源匱乏且搖搖欲墜的系統。

有高功能、會承擔一切的女兒；有被豢養，必須依賴母親，讓母親獲得安全感、親密感與能力感的兒子；於是，母親的內在情感焦慮與外在資源焦慮，都能獲得滿足。

而這一切，也包含對於兒子的期待，「我們全家都這麼努力。總有一天，你會變成英雄，我的付出，都會值得的吧？」

但是，當今天，高功能女兒太過能幹，如梅艷芳，成為家庭的英雄。那麼，對於這個家庭，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高功能倖存者成為不被預期的英雄：梅艷芳與需索的家人

在梅艷芳的生平中，包含一些對她母親、大哥的採訪，她的大哥曾提過，梅艷芳能夠有今天，是「奪取了他的運氣」。

母親也認為，梅艷芳應該要盡可能幫助哥哥，不然就是無情。

因此哥哥多次投資失敗，其金額都是幾百萬港幣的數字，母親都要求梅艷芳要出手相助，幫助哥哥。

這不僅是梅艷芳家庭的特殊性，而是出現在許多家庭當中，特別是重男輕女的家庭，會出現的「豬不肥，肥到狗」。

豬不肥，肥到狗

「豬不肥，肥到狗」這句話其實非常有代表性。

用系統觀點看，這就是系統中權力掌控與資源分配者，希望能將系統的資源全部用來供養「豬」，也就是「根」。

但殊不知在這樣的「供養」下，過度的溺愛，就會形成一個「高功能與低功能」的連動，形成「不變肥，也可以過活的豬」跟「必須盡可能獲得資源與訓練功能，否則活不下去的狗」。

因此，許多人和梅艷芳一樣，原本身處的手足位置或性別，並非是在家中被期待成為英雄，卻因為功能分化太強而成為英雄。

此時，家庭系統的資源掌控者，以梅家來說，是母親，後來包含大哥。

他們不會認為那個不受期待的孩子「成為英雄、成為家族的榮光」，而是認為「你有今天，都是靠我們給你的」、「是你奪取了我的資源，你才有今天」，於是他們對於梅艷芳必須拿資源回家，覺得心安理得，也不會將這樣的榮耀歸於梅艷芳個人的能力與努力身上。

配得感的掠奪

因此，像梅艷芳這樣的高功能倖存者，幾乎一直在面對內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真的值得這一切嗎？」

我可以做到這些，真的是靠我自己嗎？還是只是我運氣好？

我得到這些，是不是對不起誰？我是不是該把獲得的一切分給別人？

這種「配得感」的不足，幾乎是長期在家庭互動中所養成的一種「我不配」的罪惡感：

「如果家人過得不好，我不配過得好。我必須要拿我的一切來彌補他們。我能夠有今天，也不是因為我自己。」

所以，許多這類型的高功能倖存者，明明能力非常好，卻從不認為那是自己的東西，也從不覺得自己能力好。

因為，他們的功能，從來都是系統的資源，必須由系統或家庭的權力掌控者統一分配。

要做到這件事，就必須倚靠高功能倖存者的不覺醒與罪惡感，因此他們會用盡力氣，提醒你「能夠有今天，都是因為我們」、「你過得那麼好，就應該要幫助家裡的其他人。不然，你就是自私。」

畢竟，家庭系統中也有它的焦慮。一旦高功能者決定「頭也不回地不管我們」，家庭原本的穩定狀態就會崩解。

因此，除了要用責任感與罪惡感綁住高功能者。低功能位置的人，還必須要出錯，才能讓高功能者不得不留下來解決問題。

而家庭系統對「根」的長期供養，更讓梅艷芳的大哥與母親認為這個供養理所當然：

「因為這就是你欠我、你該做的。」

遺囑信託的意義

梅艷芳在得知自己罹病後，建立了遺囑信託。這幾乎是一個長期供養家庭的高功能倖存者一次非常清醒的「自我分化」。

這其實很明確展現梅艷芳的態度：「我再也不要因為媽媽，而被哥哥勒索。哥哥你應該要自己站起來獨立生活，不可以再倚靠我。」

顯然這個「宣告」對哥哥與母親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特別是哥哥。

當他與母親都認為梅艷芳的一切，應該就是「大家」的資源。他們長期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而當梅艷芳決定再也不要當這個供養者時，哥哥與母親出現的憤怒與被背叛的感覺極高，難以消化，而這種感受與生存焦慮夾雜在一起，就出現了後來的爭奪遺產鬧劇。

有趣的是，當梅艷芳、梅愛芳相繼離世，家裡擔任高功能者已不復存在。

原本和大哥一起鬧著要高功能者繼續供養的母親，又補位了原本兩姊妹擔任的高功能位置，長期供養大兒子。

最終在幾年前，梅艷芳的母親也決定停止給予資源，登報宣告兩人「脫離母子關係」。

一旦有人走，就有人補。家庭的慢性焦慮，總是拉著走不掉的人，坐在不一定想要的位置。

※本文節錄自《高功能倖存者：如果不「有用」，我還值得被愛嗎？》一書，寶瓶文化提供，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