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水平線和一條垂直線如何相遇，
能帶來戲劇性的聲響？
顏色、形狀、筆觸、構圖如何建造無形的內在風景？
紙上誕生的夢，在我們的凝視中狂奔。
能帶來戲劇性的聲響？
顏色、形狀、筆觸、構圖如何建造無形的內在風景？
紙上誕生的夢，在我們的凝視中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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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佛羅里達的工作室，Steve Bradbury 用毛筆寫下「洗掉我」。寫到第四個字，我才驚覺他在默背我的詩句──
洗掉我
它赤身裸體
爬過詞語的河床
抓起一塊塊渾圓的石頭
扔進世界
這是我將近十年前寫給自己初生孩子的詩。孩子所引動的一切，一切，把我擁有的知識和經驗全部洗掉了。他的存在，改變了每一個字承載的情感分量，像在教我重新認字。
Steve也在教我重新認字。只是他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辨認，而是洗掉一個字。
Steve在佛羅里達工作室用毛筆揮毫吳俞萱的詩句。（攝影 / 吳俞萱）
Steve的一生像在兩條線之間反覆折返。年輕時，他在紐約Cooper Union學藝術，之後又走進文學。1980年代，他來到台灣學中文、書法和水墨畫，後來在國立中央大學教書，也翻譯台灣現代詩。商禽、鴻鴻、夏宇、葉覓覓的詩作，都透過他的英文轉譯而抵達西方世界；他翻譯阿芒的詩集《Raised by Wolves》更在2021年獲得美國筆會翻譯詩獎。2015年，他離開台灣，回到佛羅里達專心畫畫。繞了一大圈，鉛筆和中文都沒有離開他。
他在工作室，向我細細展示他的每一幅畫和每一件作畫工具。打開一只舊盒子，裡面放了鉛筆、炭筆、刷子、橡皮擦、尺、塑膠模板、削筆器，以及各種我叫不出名字的小東西。他用一枝鉛筆和一個擦子創造出不可思議的漆黑和水紋。他說，有時他在湖裡游完泳，上岸就畫畫。桌邊還放著一本《易經》，他說，已經背了一半的卦象和卦辭。
Steve展示他的素描和畫具。
Steve的工作室，堆滿各種長年累積的繪畫材料。（攝影 / 吳俞萱）
隔天，我們帶著一顆蘋果穿過樹林和草地，去看一匹叫做幸福的馬。幸福害羞，幸福沒有靠過來。一路上，Steve不時指著某個地方說，他畫過這裡。在我眼中幾乎沒有差別的草地、林緣和樹叢，他從這裡畫過，也從另一邊畫過，同一處平凡的風景他畫了幾十遍。
Steve帶著俞萱去野外寫生畫畫。（攝影 / 吳俞萱）
後來，他在一棵大樹下鋪開布，打開那只盒子，攤開一本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畫本。眼前並沒有什麼特別戲劇性的景點，近處是一大片枯黃和淡綠交錯的草，遠處是一道樹林，頭頂是灰白的天空。Steve開始用鉛筆反覆塗抹，再用手指把石墨推開。他的指腹和指甲邊都黑了。遠方一棵一棵原本可以辨認的樹，在他的紙上逐漸失去樹幹、枝葉、輪廓，最後成為一道深淺不一、毛茸茸的灰黑。他不時停下，把小小的畫本拿起來，比對紙上的樹線與真正的樹線。有時整個人躺在草地上，把畫舉向天空。
他洗掉了葉子，洗掉了樹，洗掉了「那是一片森林」的寫實細節。
所謂的重新認字，不是把一個字認得更清楚，而是先忘記「樹」，忘記「森林」，忘記我以為自己知道那些物象是什麼。當名字暫時退開，我才開始看見一棵樹不是「樹」：它是一團不同重量的暗，一道樹林是明暗交界處不整齊的起伏，天空也不是「天空」，而是使那些黑色得以浮現的一大片亮。
當樹不像樹了，它的分量、距離、流動和呼吸才傳到了我這裡。於是我回頭細看Steve的其他畫作，試圖理解他施展的魔法究竟是什麼？
Steve在草地上攤開畫具，開始現地寫生。
沾滿石墨的手指與畫本，留下Steve反覆塗抹、擦拭的痕跡。（攝影 / 吳俞萱）
在《霧籠阿爾巴尼亞：奧赫里德湖》（Albania Wrapped in Fog, Lake Ohrid）裡，風景被洗成幾道橫向的灰。大片淺色從上方漫下來，中間卻猛然沉成一整片粗糲、厚重的灰黑；下方再揉成一片細柔的灰，帶著均勻的顆粒感，把上端那股濃重收束成一片安靜的水面。
《維爾池》（Weir Pond）畫面最上方是一整條茂密而破碎的岸線，樹幹和枝葉層層疊疊，密到幾乎看不出單一棵樹的界線，只剩一整片起伏的暗。往下，是一道相對平靜的過渡帶，幾筆疏落的白色色塊立在那裡，像是浮出水面的樹膝，也像靜靜停駐的鳥，或是閃耀的波光。再往下，才是這幅畫真正的主體：滿版細碎、反覆震顫的短線，鋪成一整片粗糙的水紋。水紋中途被打斷了兩次，一次是中央那片勻淨的灰，像水面暫時停止了呼吸；另一次是右下角一塊被抹平的暗灰，紋理消失，只剩下濃重的沉。靜謐的水，有細微的動態。
《霧籠阿爾巴尼亞：奧赫里德湖 》。（圖片提供 / Steve Bradbury）
《維爾池 Weir Pond》。（圖片提供 / Steve Bradbury）
這兩幅畫，無論是湖岸沉成一片灰黑，還是林線密到認不出單一棵樹，物象最後都只剩下一團灰。這是一種省略的技法嗎？省略，意味著知道完整的形體是什麼，決定少畫一些。Steve做的更近於把「樹」、「水」、「雲」這些字洗掉，讓形體停在顯現與消失之間，釋放原本被名字遮住的密度、重量、方向與明暗。正因為輪廓不再是最重要的，他的畫捕捉了物與物之間的力。
這股力，在《聖塔菲河上曬白的柏樹幹》（Sun-Bleached Cypress Trunk on the Sante Fe River）裡，展現得最直接。一截被陽光漂白的巨大樹幹斜斜橫過畫面，底下是漆黑的河。擄獲我的並不是那截樹幹本身，而是它和水之間的關係。大片亮白的樹身把黑水往下壓，幾道細瘦的根鬚從樹身垂落，懸在那道實心的黑裡，像是樹還沒決定要不要放手。水把樹身的倒影拉長、折斷，變成一道一道顫動的白。黑不是背景，水也不是承接樹木的容器──白被黑逼出來，斜向的重量壓向水面，水又把那股力量瓦解開來。
《聖塔菲河上曬白的柏樹幹》。（圖片提供 / Steve Bradbury）
在《黑水中的棕櫚》（Sabal Palm in Black Water）裡，棕櫚葉從黑裡一道一道放射出去，葉片交會處，是一團緊密糾結、菱格交錯的纖維，像編籃，也像鱗甲，那是老葉基部枯萎糾纏後留下的痕跡，是整張畫密度最高、也最難辨認「這是什麼」的地方。Steve沒有替每一片葉子畫出完整的輪廓，而是讓黑鑽進葉片之間，把那些細長的白一根一根逼出來；黑色的下方，還躺著幾顆橢圓的小白點，安靜地嵌在暗處。
《黑水中的棕櫚 》。（圖片提供 / Steve Bradbury）
白不是空缺，它是黑作用之後產生的光。黑也不是等待物象被放上去的背景，它自己就在塑造物象。黑與白的推擠，不只是空間的角力，也帶著自己的速度。扇形葉片一道一道向外放射，直立的樹幹和斜向伸出的枝葉彼此交錯，眼睛也跟著忽然上升、轉彎、墜進大片的黑。再去看他的水面和森林，一道一道橫向的擦痕把眼睛往兩側推，密集而短促的線又把視線拖進深處，那團編織般的纖維，是這種密集感在畫面正中央的一次凝結……Steve的畫乍看安靜，其實充滿不同速度的韻律：長音、短音、重複、停頓。
用最少的線條留住最龐大的東西，讓我忽然想起他桌邊那本《易經》。卦象也不描摹世界的具體形貌，只用幾條斷續的線，記下天地變化的關係與規律。也許吸引Steve的，正是這種把形貌洗掉，只留下作用方式的眼光。
2026年，Steve飛到台灣，翻譯我的詩集《Missing》。他手裡的石墨換成一本翻到快散掉的英文同義詞詞典，而我的中文詩稿上密密麻麻都是他的鉛筆痕跡和問號。
Steve翻譯時的鉛筆註記與同義詞詞典。（攝影 / 吳俞萱）
同年八月，我們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分享那些反覆推敲一個字、來回修改一句詩的翻譯過程。Steve說，畫風景和翻譯都需要看很久、看很多次，有時還得把作品放一陣子，拉開一點距離，再用一雙「乾淨的眼睛」回來看。他還說，「畫畫受到眼前的風景約束，翻譯受到原文的約束，它們兩個都會控制我，不然的話，我會跑掉，像打網球一樣。」總有另一個力量，把球打回來。
跟Steve討論我的詩作總帶著一種彆扭。他常問，「妳為什麼這樣寫？」「為什麼用這個字？」「這個『它』指什麼？」「為什麼在這裡斷行？」「這是現在式還是過去式？」「妳寫的『漆黑』是 darkness、blackness，還是 the dark？」他譯一個字也會挑選好幾個同義的英文，頻頻翻字典，反覆唸出聲，問我哪一個最能表達我真正想說的意思。
我的彆扭來自於，我寫一首詩的狀態完全沒有他翻譯時那麼慎重、講究、窮追不捨。我通常從第一個字開始寫，寫到最後一個字停筆就不再改動。而Steve的譯本幾乎沒有定稿的那一刻，他說好了、已經完美了，隔天又說他想再修改兩個字。
奇妙的是，正因為他這樣一路追問，我才驚覺我原以為是直覺寫成的東西，其實每一個字、每一個空白、每一處重複，我都非常清楚它在我的表達系統之中承擔了什麼非如此不可的情感責任。
Steve與吳俞萱在臺灣文學館分享詩作翻譯。 （照片提供 / 國立臺灣文學館）
有一次，我們討論詩中的一個動詞：「樓下的三歲男孩衝上樓梯／腳尖正要觸及我們的房門。」Steve問，「衝」要怎麼譯成英文？我們討論過 rush / run / race / dash 這類字，語義都可以碰到「衝」，但Steve不滿意，搖搖頭說，「不對，沒有身體感。」
rush up the stairs 傳遞了「很快地往上」，這句英文卻看不到三歲小孩的身體。Steve在意的是：三歲孩子還不具備成人那種穩定、筆直、有效率的奔跑，他往樓梯上去時帶著不穩、彈跳、手腳並用的急切、重心還控制不好的跌跌撞撞。
後來，Steve找到了clamber 這個字來翻譯「衝」，它有費力、不太俐落地往上爬、手腳和身體一起參與的感覺。Steve說：「我偏好具體的動詞，因為這樣讀者才可以想像那個男孩的真實形象。如果用字太抽象，什麼都想不起來。」
原來，Steve對待一個字，也像對待一片風景，老是要換十幾個角度去探究。他畫畫時洗掉輪廓，翻譯時死守具體，兩者看似相反，其實核心是相通的。洗掉「樹」，是為了讓這棵樹的存在顯形；守住clamber，也是為了不讓那個孩子的姿態被磨平。
Steve在譯稿上逐字修改，核對字義與語感。（攝影 / 吳俞萱）
當我們討論「雙生」這兩個字該怎麼翻譯成英文？我說，雙生不是因為親密於是相守，而是命運纏在一起，恨也逃不掉，因著相守於是有了不得不的親密。Steve問，就像法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和他造出的怪物，對嗎？
後來我想，繪畫和翻譯也許都是Steve造出的怪物。它們從他的手裡誕生，又反過來纏住他，與他雙生。
Steve在兩種工作中想保存的，都不是形貌，而是關係的力場：森林進入石墨，葉片和細節可以被洗掉，只要重量、光線、距離與呼吸仍然維持彼此的作用；中文詩進入英文，字形、語法和聲音必然改變，但那個字在原詩中施加於身體、節奏與情感的力，必須繼續發生。
他工作室的牆上貼著一句拉丁文：Nulla Dies Sine Linea. 意思是，沒有一天，不畫一條線。
Line既是一條畫線，也是一行文字。Steve每天畫下的線，有時是紙上的石墨，有時是詩裡的一行英文。它可能畫到一半停下來，也可能為了一個字耗費半個小時。那條線並不意圖把世界圈起來，而是把生動的世界拉回我們面前。洗掉我，才看得見一棵樹、一個孩子和一個字。
Steve工作室牆上的一句話：Nulla Dies Sine Linea（沒有一天，不畫一條線）。（攝影 / 吳俞萱）
Steve與吳俞萱合照。（照片提供 / 吳俞萱）
作者簡介
台東人。畢業於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 目前在北極圈的芬蘭拉普蘭大學攻讀創作博士。曾於美國 Santa Fe Art Institute、紐約 Jane St. Art Center、法國 La Porte Peinte 駐村，進行跨域藝術實驗。著有詩集《 交換愛人的肋骨》、《沒有名字的世界》、《暮落焚田》、《Missing》，以及多部攝影文集， 探問情感的深淵與神話的當代意義。
個人網站：https://www.yuhsuan-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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