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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皇冠文化 │ A=葉真中顯
Q：《鼓動》的主角草鹿是一個既有文化修養又帶有御宅族氣質的男人，刻板印象中的繭居族常被塑造成駭客或電腦天才，草鹿卻有一種普遍性，或說親切感。在其他訪談中，老師曾提過「如果自己當初沒能成為作家會如何？這次我必須刻意將那個未曾活過的『另一個自己』，當作切身之事寫下來」、「犯人的形象，正是那個未能成為作家、存在於『平行世界』中的另一個我」。老師成長過程中有哪些地方跟草鹿的經歷相似，才覺得他是「另一個自己」呢？
葉真中顯：我也曾是偏宅的文科男，而且直接遭遇就業冰河期的衝擊，在找工作時吃盡了苦頭。如果當時沒有成為作家，我或許早就流落街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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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絕叫》、《Blue》、《鼓動》都是以「奧貫綾乃」貫穿，也可以說是「奧貫綾乃系列」。這個角色相當特別，因為每本書最主要的故事都另有其人，例如《絕叫》是陽子，《鼓動》是草鹿，甚至有些讀者會認為綾乃只是推動劇情的存在。不過在《鼓動》其實能看到綾乃的成長，這裡不能暴雷，但可以看到她從覺得自己會與被害人一樣下場悲慘，到同理兇手並為某個目標積極反擊。老師為什麼會想創造綾乃這個角色？
葉真中顯：綾乃原本是我在寫作《絕叫》時，追查鈴木陽子的刑警角色。我將她塑造為內心懷抱掙扎，並在偵查過程中逐漸與鈴木陽子產生心理投射的人物。之後的作品，我也延續了這個設定，讓她在經歷各種案件的同時，內心不斷出現變化。這次在《鼓動》中，她與同世代的草鹿秀郎對峙的高潮場景，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綾乃內心歷程的集大成之作。
Q：老師的作品很常獲得讀者共鳴，身為臺灣人，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日本的泡沫經濟、就業冰河期、阪神大地震這些事件，但在讀老師作品時，卻能感受到稍晚於日本，臺灣也有發生過類似的社會事件，例如《鼓動》裡描寫到的低薪問題、御宅族汙名化、宗教崇拜、人頭詐騙、長照議題等，就好像這些社會現象的餘波也飄洋過海影響了臺灣社會。《鼓動》橫跨的時間軸很長、社會事件很多，老師是怎麼決定要「寫什麼」的呢？
葉真中顯：就像許多作家一樣，我大多以日常生活裡讓自己在意的事物作為題材。不過，在奧貫綾乃登場的《絕叫》、《Blue》、《鼓動》這三部作品中，我非常強烈意識到要描繪自己親身經歷過、泡沫經濟破滅後的日本社會現狀。雖然這是日本特有的歷史進程，但正如你所說，在文化背景相近的東亞各國之間，應該也能普遍看見非常相似的社會現象。
Q：《絕叫》著重在出生於戰後第二次嬰兒潮女性的故事，《Blue》是平成時代史中許多人的群像劇；另外老師提到過《絕叫》希望模糊掉真實事件名詞，而《Blue》決定直接使用這些名詞。《鼓動》給我的感覺則是融合了兩者，橫跨1980～2020年代，卻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提及的事件名詞也虛實交錯，老師是如何決定《鼓動》要「怎麼寫」的呢？
葉真中顯：我總是非常煩惱專有名詞的使用方式，在近期的作品中，出於要記錄時代的考量，我越來越傾向直接使用真實名稱。關於《鼓動》一書，特別是草鹿秀郎部分的描寫，由於最後安排了一個小詭計，我是從那裡反推、構思出來的。至於奧貫綾乃的部分，我則把重點放在使用更能深刻貼近她內心層面的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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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書名《鼓動》和書中某一幕緊密連結，相信讀者看到那裡都會想起書名，並非常感動。鼓動在日文裡有「心臟收縮張開而產生震動」和「心情或物體顫動」之意，中文則還有「煽動」、「鼓舞」之意。老師會什麼會取這個書名？對老師來說「鼓動」是什麼呢？
葉真中顯：人類是一種總在腦中思前想後的生物，有時甚至會因心靈受創而失去活下去的意志。然而，拋開這些不談，我們的身體依然在運轉。驅動我們、讓我們活著的，不僅僅是大腦中的思維，而是身體本身在維繫著我們的生命。我是抱持著這種「身體論」的思考進行創作的。換言之，「鼓動」正是活著必要的能量。
Q：隨著日本動漫文化全世界流行、超單身社會、自由工作者這些潮流興起，《鼓動》中提到的御宅族次文化、繭居族，到了2020年代好像反而變成了一種主流文化。不禁會想，草鹿要是活在現在這個世代，可能就不會有「萬一我走錯了一步怎麼辦」的恐懼，而可以活得自在吧。這樣一想，每個人都可能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者，全看時代風氣或輿論走向。老師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呢？
葉真中顯：正如你所說，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脫離自己所處時代的影響，而且誰也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時代。我認為這樣的不合理與無常，正是所有文學與哲學的核心命題。渺小的人類個體無法抵抗時代的洪流，我想，正因為有這樣的不合理，小說才有了存在的意義。
Q：日本有嬰兒潮世代、冷漠世代、悠閒世代、迷茫世代，臺灣則很臺灣地用水果分類（笑），有芭樂族（外表堅硬且理性溝通的70年代）、草莓族（外表光鮮但抗壓性低的80年代）、水蜜桃族（比草莓更經不起壓力和碰撞的90年代），而現在Z世代好像變成各國共同的說法。老師對這樣的世代劃分有什麼看法？是更凝聚了我們，還是更分裂了我們？是否有想透過《鼓動》討論這個議題呢？
葉真中顯：用水果來比喻世代的論點非常有趣呢。原來在臺灣，我屬於「芭樂族」啊。然而，這些世代論也是一種詛咒。如同我在前面所說的，人雖然會受到時代的影響，但個人的選擇又是另一回事，同一世代的人未必都會做出相同的選擇。世代論往往容易將本來應該形形色色的人，套進同一個類型裡，進而造成世代之間的分裂。但另一方面，當面對泡沫經濟破滅這樣的經濟危機，或戰爭這類巨大的不幸時，受其影響的那一代人，有時也確實需要藉由世代論來分享彼此的經驗，從中汲取克服苦難的力量。我認為世代論兼具了「團結」與「分裂」這兩種效應，在創作《鼓動》時，我正是帶著對世代這種「詛咒」的自覺，以及試圖對其進行微小抵抗的心態來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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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從《鼓動》可以列出許多社會問題，如果出成名詞解釋考題，每一個專有名詞的成因和影響都可以寫好幾頁答案卷，但在閱讀時這些名詞卻都巧妙融入小說之中，因與果自然連結進故事裡。這讓我想到老師曾經說過「如果你把所謂的社會問題僅僅當作社會問題來看待，你就根本寫不出有社會意識的懸疑小說了」，可以請老師再多談談這個想法嗎？
葉真中顯：我認為就是所謂的「當事者意識」（譯注：認為所有事件都是自己的事、與自己有關）。任何社會問題，背後都有承受其衝擊或身受其害的當事者，每個人心中都懷抱著複雜的情緒。然而，一旦被「社會問題」這個詞彙抽象化後，這些個人的感受就很容易被遺落和忽略。當然，為了討論如何解決問題，抽象化是必要的手段，但如果要寫成小說，就必須在文字中重新喚醒那些個人情感。說得更直白一點，或許就是「把那當作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事來思考」吧。對我而言，優秀的小說就是能讓人產生「這是我的故事」的作品。在寫作時，我總是期盼著讀者能產生這樣的感受。
Q：拜讀了老師過去的訪談，覺得老師的人生實在太像一本小說了！那些不同的經歷，也讓我想起老師不同作品中出現的某些角色。很想請教老師，老師覺得人生中最光明和最黑暗的時刻各是什麼時候？這兩個時刻，有成為老師寫作的養分嗎？
葉真中顯：「最光明的時刻」，我想還是拿下新人獎、正式成為作家的那一刻吧，當時真的覺得人生終於豁然開朗了。「最黑暗的時刻」，則是得獎前的那幾年。求職屢屢受挫，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也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每天都在與「我是否就要這樣庸碌一生、一事無成」的不安搏鬥與掙扎。雖然我沒有真的變成繭居族，但當時的心境，全都投射在了《鼓動》的草鹿秀郎身上。
Q：老師可以說是鑽研型作家，每部作品都做了相當考究的背景調查和資料蒐集，很常被讀者認為算是社會派推理小說家。老師自己是怎麼看待自己的作品呢？雖然小說的背景是日本社會，但會希望臺灣讀者從中讀到什麼呢？
葉真中顯：我本身對社會問題抱有高度的興趣與關注，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以探討日本長照照護問題的《失控的照護》出道的，這一點影響深遠。基本上，我認為這種「社會派推理」的風格非常適合自己。我寫的雖然都是以「我自己」所處日本社會事件為中心的作品，但看到包括這次《鼓動》在內，有這麼多作品被翻譯並在海外受到讀者喜愛，我感到有些驚喜。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即使在不同國家，也都能看見相似的社會現象，我想這代表小說的核心本質是能夠跨越國界的。根據我的調查，臺灣似乎也有與日本「引きこもり」（hikikomori）意思相近的詞彙「繭居」。雖然兩者未必完全相同，但如果臺灣的讀者們也能傾聽草鹿秀郎那難以成聲的心聲，感受到他體內靜靜的「鼓動」，我將感到無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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